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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维舟 维舟 2024-07-04

在经历了失业、欠薪、长达四个月找不到工作之后,一位44岁的资深结构设计工程师陷入绝境,从自己曾供职的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21楼坠亡。

《三联生活周刊》披露了这一悲剧的更多细节:坠亡者金辉自2018年跳槽之后,就长期承受着不平等薪酬制度和超长劳动强度带来的巨大压力。当行业从上升期转入低潮之后,工作要求越来越高,项目却越来越难做,报酬还可能越来越低。这也罢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看来是失业之后的欠薪和绝望感。

回头来看,他的生活似乎卡在两个磨盘之间进退两难:工作的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但丢了工作,对他而言又更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失业既解放了他,又给了他新的生活压力,因为妻子是全职太太,家里还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家里每月开支加房贷就要2万,他的年薪也就刚够覆盖。这就像是走钢丝,一步都不能出错,虽然累死累活,但除了咬牙走过去,别无他法,因为底下就是万丈深渊。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毫无乐趣可言,只能苦熬。他个性的刚直、隐忍,使他即便面对超额任务,也极少请求支援,而是默默死扛。这些压力,他也很少和家人谈起,妻子甚至直到他离世,才知道公司给他承诺的年薪,早就从30万降到了25万。长久以来,由于工作压力太大,他回家后还要工作到深夜,和家人的相处也都越来越少。

我很能理解这种处境,因为我也有过。二十年职场生涯,广告行业的工作强度相比设计至少也不相上下,我也是能扛的个性,苏打同样是全职太太,也有两个孩子要养,房贷也一样要还,甚至一度,回家后我也累得不想说什么,说出又怎么样?徒然让家人忧虑,而我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担心,还得另外花力气去抚慰他们“没事的,我都能搞定”。当然还有,我也失业过。

在时代的风暴中,我和他的处境恐怕并无本质差别,但之所以没有走上他那条路,我想是因为自己更早意识到,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并不是只有一种活法。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那时读到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著的《为自己的人》,他说到现代人常有一种“市场取向”的人格类型:

如果一个人感到,他自身的价值主要不是由他所具有的人之特性所构成,而是由一个条件不断变化的竞争市场所决定的话,那么,他的自尊心必然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需要他人的肯定。

当时的我其实并不能深入领会这段话的深意,只是记住了一点:如果自我的价值是由外部来决定的,那就很容易导致对自身的否定。直到后来经历职场,也目睹了许多人的浮沉与面目,才逐渐体会到一个自足的内核是何等重要。

回想起来,我的职场经历尚属平顺,至少做事总要对得起那份工资,但我并不指望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了。我也投入过激情,但那与其说是为了成功,不如说是因为感受到和团队在一起的快乐。实际上,只要那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并不在意最终的输赢,也不通过别人的评判来获得自我肯定。

前一阵有个新闻:贵州黔东南的一位女子,让家里的鹅帮着背快递包,“我们家里没有一个是吃闲饭的”。很多人赞许,也有人感叹民生多艰,而我则感到有几分辛酸:我四五岁时就曾下地帮母亲捡稻穗、摘棉花、插秧,因为那时父亲在兰州,小孩也是个劳动力,“无牛狗耕田”。

这固然是老百姓的谋生之道,但我现在已能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危险:人们看不到别的出路,只能尽可能地不断加码投入劳动力,这正是“内卷”的根源;与此同时,这种工作伦理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吃闲饭”的人会被看作是无价值的。

在东亚文化里,这种意识堪称深入骨髓。日本的不少黑心企业,在规训员工时使用的正是这一逻辑:“是公司发工资养了你,你如果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就是一无是处的废柴!”这之所以能起作用,正是因为许多人从小接受的就是这一套,甚至很多父母也是这么对待子女的。

我想,这恐怕也是金辉走上绝路的原因之一——倒不是说他家人如何逼迫他,从他的行为来看,似乎他早已把这种价值观内化了,内心就觉得自己如果失业、没有收入了,就没有价值了。这就回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如果依赖于外部评价来证明,那在一个变动的环境下注定是靠不住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人的异化:工作对像他这样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一个收入来源,甚至具有根本的存在论意义,也就是说,其人生是依附于工作而存在的,一旦没了工作,顿时就一脚踏空,不知道还能怎么活下去了。这本质上是因为,他的存在不是自足的。

在“角色本位”的中国社会,人们尤其容易落入这个陷阱,因而每个人都有必要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就是那个位子上的我,那么当我失去那个位子之后,我又是谁?”

陷入这种处境的,决不只是他,也因此,他的不幸离世给所有打工人提了个醒:一旦失去了外部的肯定,在工作之外还要有点什么是最后能救命的?因为他的问题就在于:从自我和家庭中很难获得滋养和支撑。
这首先应当让自己摆脱那种自我孤立的原子化境地。在金辉的悲剧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的应对模式缺乏灵活调适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不是没有机会换个活法,但他拒绝了,甚至干脆不予考虑。
在他失业后,妻子袁蕾常宽慰他,形势不好,可以试试别的行业,但他听了总是笑着叹气,“我真佩服你的这种心态。”袁蕾对他失业也并不太焦虑,因为之前他们卖出深圳的第一套房,家底“至少还够撑一两年”。也就是说,他似乎既没认真想过换一行,也没想过吃老本,实在不行,以他的资产,卖掉深圳的房子回小城市也能活。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父亲,当年就是在大萧条中破产,不得不带家人回到了和歌山县的老家,十岁的松下幸之助也不得不去打工养家,这成了他事业的起点。谁也无从料想,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人生道路会有什么不同,但至少事后来看,“天无绝人之路”这话并没有错。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失业”——工作再久,难道能一直不退休?像我父母那一辈,很多人退休时也没多少积蓄,但只要你想开了,换个心态,总有办法活。
当然,公平地说,现在城市白领在失业之后,可能比那时更难,也不是靠“调整心态”就能变好的,但很关键的一点是:长久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只有单行道,只教人如何追求成功,而很少教人如何面对失败。
虽然妻子说金辉那些年“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但在我看来,那种“坚强”只是“咬牙硬扛”,是有一个压力承受阈值的,超出之后,一根稻草就能压垮。这不是真正的“坚强”,至少到了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坚强”的内涵有必要加入一定的灵活性和韧性,才能更好地承受时代的重负。
我当然知道,制度的健全是更为重要的,但如果结构性的改变一时之间难以到来,每个人的自救就很关键。是的,我们只有这么一次人生,既然如此,如果有机会换换活法,为什么不可以?放平心态,去看看以前从没考虑过的道路,就当一段新的旅程吧,也许你会看到全然不同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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