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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编著《中国金融软实力—金融强国新支撑》，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导读：本文探讨了非西方文明影响日益增长引起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大规模改变和转型。作者分析了福山和亨廷顿的构想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意义，并证明福山的构想导致了单中心世界秩序的形成，而亨廷顿的构想则拥护多中心世界和多文明世界秩序。作者认为，不同文明的主导国家是现代世界政治中的关键行为体；结论是，非西方文明的兴起需要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必须考虑当今世界所有地方文明的利益，并提出了以文明原则为基础建立联合国安理会组织的模式。

现代世界正在发生迅速而彻底的变化。“不久”前，美国才庆祝了冷战的“最终”胜利，西方意识形态学家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宣称一个单中心，单极自由民主世界的时代已经到来。可这明显不是现实。正如阿诺德·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曾预测的，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非西方文明的出现带来了国际关系体系、全球政治乃至国际组织层面的重大变化。

在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政治或经济主体是否能够算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地域文明，其主要评判标准只在它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基准”有多接近。可是，现代西方只是许多现存文明中的两个（欧洲文明和北美文明），它们的“永恒领导”和“永恒统治”并无根据。这也是为什么汤因比和亨廷顿在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眼中，都已经“过时”的原因——原因只在他们认为世界政治中有不止一个（西方）文明。

现代世界中，大多数国际区域政治和经济组织是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的，比如，欧洲联盟——欧洲文明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文明国家、北约组织和七国集团——西方（北美和欧洲）文明国家、南锥体共同市场——拉丁美洲文明国家、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斯拉夫—土耳其）文明国家、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文明国家、非洲联盟——非洲文明国家，等等（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不是地区性组织，而是地区间多文明国际组织，它们依赖地区政治和经济联盟）。文化—文明背景的相似性，让各个国家更容易同意并形成一个稳定和有效的地区性组织。

这方面的反面例子，如巴拉克·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希望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但很困难，因为其中的国家属于不同文明，要把它们团结起来结成经济或政治联盟，各国之间容易产生非常强烈的矛盾，不仅是因为政治和经济，也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的取向、价值观和愿望。

英国一直在欧洲和欧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它不属于欧洲大陆文明，它与它的前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有着牢固的联系。回顾200年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美文明诞生于门罗主义——“美国人的美国”，当时美国试图从美国想要统治的美洲大陆驱逐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起的争取国家自决权的斗争是美国旨在瓦解大英殖民帝国政策的延续，这点后来也体现在联合国的创立上。但大英殖民帝国崩溃后，英国成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友，这再次证实了美英联盟的文明本质。而美国成为北美和盎格鲁—撒克逊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文明的领导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英国在许多问题上的结盟，以及英国脱欧都似乎并不是一个意外，因为它证实了美英之间融合的强烈愿望，而不是与欧洲大陆文明融合。唐纳德·特朗普希望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造一堵墙，这似乎并不像是一个奢侈的亿万富翁的心血来潮——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内部和美国自身内部文明间摩擦的表现，是一种试图回到除美国和英国之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尝试。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谈论北美文明的形成，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北美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但要考虑到这一形成的核心是在大英殖民帝国内开始形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而现在它的领导人是美国。而且，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美国人并非偶然是美国“沉默的多数”——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他们团结在特朗普周围，反对美国少数群体价值观：非裔美国人、“拉美人”等。

至于俄罗斯，它从来不属于西欧或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许多世纪以来，它形成了斯拉夫—土耳其（欧亚）文明。弗尔南多·布劳德尔指出，俄罗斯“唯一的倾向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用自己的联系网络把自己从欧洲组织里出来”（布劳德尔，1992：455）。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类型的文明，俄罗斯是北方的文明。门捷列夫100多年前就描述过此事。俄罗斯的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方（寒冷）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其领土的很大一部分是永久冻土区，俄罗斯最长的边界是与北冰洋的边界。

阿诺德·汤因比指出：“俄罗斯是全球非西方大多数人类的一部分。”他的下一句话非常贴切：“虽然俄国人曾经是基督徒且许多人依然是，但他们从来不属于西方基督教。俄罗斯不是通过罗马皈依基督教，例如英国，而是通过君士坦丁堡；尽管东正教和西方基督教有着共同的基督教根源，但它们总是彼此疏远、反感和经常敌对，不幸的是，我们仍然能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观察到这一点，尽管双方都处于其历史的所谓后基督教阶段。”（汤因比，1996：157）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尽管俄罗斯自由派和西方人都全力试图宣布俄罗斯为欧洲国家，但它永远不能“适应”欧洲，并将欧洲（西方）价值观接受为自己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俄罗斯总是并将是“异己的”，它们有着不同的文明发展原型，尽管在文化以及基础和应用科学方面，欧美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陌生。

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以任何代价“成为西方”的灾难性努力、乃至乌克兰更加悲惨的“成为欧洲”的尝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在哈里奇丹尼尔王子（13世纪）时期的文明计划中——这位王子从教皇手中获得王冠，并促成天主教在他的公国的传播——西乌克兰是面向欧洲，那么东部和南部乌克兰就是面向俄罗斯，面向欧亚文明。这是因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不接受天主教，但保留了东正教的选择。另一位俄罗斯王子亚历山大·内夫斯基与加利西亚的丹尼尔同时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当时他服从了部落，但没有把东正教换成另一种宗教。在不久的将来，尽管今天的乌克兰动用了所有的宣传和24小时的洗脑，但对此无能为力。

反对文明理论最常见的论点是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通常还很激烈。例如，法国和德国为欧洲的首要地位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甚至伊斯兰世界中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更长时间的冲突。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为了谁来统治这个文明，即“谁是房子的主人”。因此，法国和德国——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最大和最强大的国家，在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争夺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斗争了长达几个世纪。现在由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程度上是埃及）领导的逊尼派和由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正在为控制伊斯兰世界而斗争，以便领导伊斯兰世界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

在这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现象，它在文明方式中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甚至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阿诺德·汤因比和塞缪尔·亨廷顿等人的经典著作中也未提及。事实是，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文明都由一个或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代表着，这些国家要么领导文明，要么几乎与文明重合。亨廷顿称这些国家是对应文明的“核心”。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现代欧洲文明来说，它是德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样一个“核心”国家是法国，相应地，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和北美文明是美国（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英国和美国也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内部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主导权斗争），对于儒家文明是中国（这里的国家和文明几乎是一致的），对于印度文明是印度（同样地，国家和文明几乎是相同的），对于欧亚文明是俄罗斯，对于拉丁美洲的文明是巴西，对于伊斯兰文明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对于非洲文明是南非和尼日利亚。

就日本而言，文明和国家是一致的，但它在许多问题上被迫跟随美国，从而它遵循北美文明。但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指出“日美关系日益复杂”，并强调：很难想象有两个（比日本和美国）在基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上相距更远的社会。美国与欧洲的经济分歧同样严重，但它们并不那么具有政治象征意义和情感色彩，因为美国和欧洲文化之间的矛盾比美国和日本文明之间的矛盾要少得多（亨廷顿，1994：39—40）。

现代世界的每一个文明都以一个或两个或三个领先国家为代表，它们是世界政治的主要主体，即它们是亨廷顿所说的“核心国家”。

福山和亨廷顿，这两位美国人哪一位更接近真理，谁更准确地预测了世界的政治发展——特别是：福山本人在不放弃“全球自由主义”的同时，基本上承认了错误的事实。但并非一切都如此简单和明确，福山和亨廷顿分析了世界将是什么样的——要么是一个单中心的世界，由西方（更准确地说，由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主导，要么就是多中心（多极）和多文明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应实行一个文明的专政，而应采取不同文明的伙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尽管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不同，但应考虑到不同文化、文明、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福山和亨廷顿概念的“冲突”不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社会的未来。在这方面，让我们再次谈谈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些关键规定。

弗朗西斯·福山在21世纪之交看到的世界是“西方的胜利”。“我们可能目睹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下一个战后历史时期，而是历史的结束，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完成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福山，1990：134）人类历史与其的冲突是基于“矛盾”的存在：这里是古代人的认可欲望、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自然的转化和对自然的掌握、争取普遍权利的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二分法。在普遍状态下，一切矛盾得到解决，一切需要得到满足。没有斗争，没有严重的冲突，所以不需要将军和政治家；但剩下的主要是经济活动。（福山，1990：135）

福山认为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将在一个西方文明的充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及其以美国形式的“最高”化身下发生。所有其他文明和国家都应该在“主权”和“霸权”的指挥下，尽职尽责地排队和前进。特朗普在没有隐瞒“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一真实背景的情况下，于2017年在联合国第72届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上，美国人始终认为美国是一个“被选择的”国家，其使命是为所有误入歧途的和生活“错误”的人们带来自由之光，这不是巧合。美国人深信美国是一座“山上闪闪发光的城堡”。此外，据福山说，美国的使命最终必须是一个“普世的”国家，其中不会有矛盾或冲突，将军或政治家，而是“主要是经济活动”。

纵观现代世界，被最深层次的矛盾所困扰，纵观美国，社会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分歧深远，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90％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不仅没有增长，甚至下降了（只有10％的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增长了，占人口的0.1％的“最上层”阶层的超级收入却急剧增加了）（Vesti Economics,2017）。在这个世界上，将军和政治家发动了无数的军事冲突，数百万人正在死亡——福山的预言给人的印象是如此的谵妄和毫无科学根据的假设。

没有人比福山更好地制定了美国精英的珍贵梦想——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征服所有国家和各国人民，在美国的外表和肖像中创造一个“普遍的人类国家”。这个梦想并没有被抛弃，而且，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让童话故事发生”。为了这个梦想，可以血流成河，用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未来“普遍人类状态”来证明一切。因此，当前的战争、革命和冲突与福山的“历史终结”并不矛盾——这是他为实现自己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真正与“历史的终结”相矛盾的是“非西方文明的风暴崛起”，以及“各国人民从中东、非洲和墨西哥向欧洲和美国的大规模移徙”，这造成了一场无法解决的“移民危机”，以及人民的身份及其文化和精神基础的丧失。事实上，乌托邦总是变成反乌托邦，几千年来所有征服者都试图建立所谓的“普世国家”，而这变成了人类的巨大伤亡，成为另一个“蚁丘”或巴别塔。

1993年，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章《文明的冲突》中对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做了答复。后来，他在重要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展了自己的思想，致力研究在世界社会主义制度被破坏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亨廷顿与福山相比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声称没有“历史的终结”，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世界各地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他的著作中，他认为：“在一个新的时代，文明的冲突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的威胁，基于文明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措施。”（亨廷顿，2003：532）世界在21世纪初发生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位杰出的美国政治学家的这一预测。

他还写道：“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发展的西方阶段即将结束。中心促进西方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在这个新的阶段，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不再作为历史的对象——西方殖民政策的目标，他们与西方一起开始行动和创造历史本身。冷战时期，世界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但这样的划分却失去了意义。它并非更适合于以政治或经济制度为基础、或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给国家分类，而更适合于以文化和文明标准为基础划分国家。”（亨廷顿1994：34）

由于亨廷顿的结论和预测直接违背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精英的利益，他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激烈的攻击。反对亨廷顿概念的论据通常是全球化，以及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关于全球化进程，亨廷顿本人表明，这些进程加强甚至激发了文明认同的增长，以及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全球化促进了非西方文明的经济和政治崛起。关于同一种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上面已经作过评论：这种论点不是对亨廷顿概念的驳斥，而是对亨廷顿概念的具体化，是该文明“核心”国家之间为争取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亨廷顿并没有真正注意到的是由于“移民危机”而引发的“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在国际舞台上发生，而且在个别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和美国内部都有发生。换句话说，属于其他文明的移民来到西方国家，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在文明、文化、价值论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面临与当地居民的矛盾。这导致恐怖主义行为和无休止的“安静战争”，任何宽容或任何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无法阻止这一行为。但这并非是再次对亨廷顿概念的反对，而只是对其进行补充和说明。

结果，亨廷顿以自己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在他的祖国中没有先知！”他针对西方国家与伊斯兰文明以及与中国（可能还会加上：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所有警告，都证明“西方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是徒劳的。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与俄罗斯新的冷战、朝鲜半岛的冲突、试图削弱中国的努力——所有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都是亨廷顿警告的“文明冲突”的表现。不屈不挠的西方值得更好地实施福山战略，而不是亨廷顿战略。这种坚持的成果和未来的结果我们已然看到。

联合国并没起到预防和调节国际冲突这一职能，迫切需要改革，对此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这并不偶然，因为联合国是基于旨在摧毁殖民帝国的“国家自决权”的口号下成立的。仅有50个国家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但现在联合国联合起来了193个国家，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和拥有数千名居民的许多国家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自然而然地，经济不发达的小国很容易陷入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依赖。

因此，有意义的不是谈论联合国改革，而是谈论联合国如何转变成一个新的、真正有效的国际组织。只有考虑新兴世界秩序的多文明性质以及非西方文明——中国、印度、俄罗斯、拉丁美洲、伊斯兰世界、非洲的日益增长的作用，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加强其霸权，但新的国际平台和组织正在兴起并迅速发展，属于非西方文明的领先国家正在积极互动。正是在这些文明间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这些平台（二十国集团）中，形成了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新议程。一个例子就是非区域性的，而是本质上全球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它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该倡议旨在连接中国、欧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其他中亚国家）、欧洲（欧盟国家）、伊斯兰（中东）和非洲文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它最初是大英帝国的政策工具，并且最终证明效率低下，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组织中没有否决权，国际联盟的发起者美国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因为它不想服从大不列颠的命令，苏联也于1939年退出。这要求创建联合国时考虑变化的世界的现实和新的力量平衡。现在，世界秩序和力量平衡正再次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在推动联合国的变化。

但是，联合国是否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不是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利益，而是为了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类的利益？这是一个大问题。当然，简单地摧毁联合国而不尝试进行改革是不明智的。然而，企图将联合国变成一个文明社会，而不是由近200个国家组成的团体，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国家没有真正的主权，被迫屈从于几个最强大的大国（通常是一个超级大国），显然具有极大的困难。

在我们经历的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首先需要建立对话，然后是真正的文明伙伴关系，以防止它们发生冲突（后者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有必要根据国家对特定文明的归属来改革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目前的联合国安理会主要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十个由联合国大会选举出来并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基于相同的原则，会在人口数亿甚至十亿以上的国家和人口几千的国家中以平等的背景选出。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要求在确保全人类的安全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安理会实际上只代表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可以由世界上20个最大的经济体国家和在经济总量上排在200个国家末尾的国家代表。这绝对是不公平的，表明联合国安理会不代表我们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口的利益，也不代表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的利益。在具有决定性否决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西方文明（五分之三）的代表过多，仅有两个非西方文明（俄罗斯和中国）代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这也不符合现代现实。但最主要的是，美国正试图通过贿赂和恐吓贫穷国家，无视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来操纵联合国以使自己受益。

理解文明在近代和未来世界中的关键作用，可以提出这样的一项建议，即以文明原则为基础建立联合国安理会组织，并在安全理事会中建立八个文明团体，每个团体中包括三名来自现代世界中存在的主要文明的代表。同时，只给代表这个文明团体利益的一个“核心”国家以“否决权”是合理的，而该团体的其他成员将有权投票，但没有“否决权”。所有其他国家/地区都可以根据其宗教和文化偏好自愿加入特定的文明团体。

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团体可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代表，欧洲可以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或波兰代表。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可以代表拉丁美洲文明。中国和印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文明和其他背景，在自己的文明群体中选择与之接近的国家（例如，中国—泰国和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或越南）。非洲文明可以由南非、尼日利亚和非洲联盟提名的大国来代表。

欧亚、日本和伊斯兰文明使情况更加复杂。显然，欧亚（斯拉夫—突厥）文明的主要国家是俄罗斯，它必须代表欧亚文明团体。至于其他那些连同俄罗斯一样应该代表这个团体的国家，存在着一些可能的选择，包括那些现在看来是外来文明的和难以置信的。因此，尽管日本在文明上绝对远离西方国家，但目前它与西方国家毗邻。亨廷顿对日本的描述如下：“日本在西方世界中取得了独特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它是西方国家之一，但在最重要的方面肯定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亨廷顿，1994：45）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看起来可能是矛盾的，摆脱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入欧亚文明。欧亚文明与日本文明虽然没有联系，但在经济、自然气候和科学技术方面却可以完美地互补。

就人口和经济潜力而言，俄罗斯和日本实际上是平等的国家，因此这将是“平等的联盟”。然而，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巨大压力，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将来，许多事情可能会改变，尤其是自201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努力在远东地区的发展中建立了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密切合作之后。另外，朝鲜局势的恶化将不可避免地迫使日本在政治领域与俄罗斯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可以加入欧亚文明团体的另一个国家是土耳其，它在正式意义上属于伊斯兰文明，但同时也是古代突厥文明的代表。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写道：“苏联的崩溃在土耳其面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其成为包括从希腊沿海到中国在内的七个国家的复兴的突厥文明的领导者。”（亨廷顿1994：44）但是土耳其人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俄罗斯联邦以及与俄罗斯结盟的中亚国家的领土上，因此，土耳其加入欧亚（斯拉夫—突厥）文明团体将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这将大大提高土耳其在现代世界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后者担心新奥斯曼主义的复兴。土耳其与什叶派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因此，从对地区进程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与俄罗斯和日本一起加入欧亚文明团体是土耳其的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欧亚文明联盟成为现实，那将是俄罗斯外交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辉煌胜利。

第八个文明团体应由伊斯兰国家组成，分为什叶派或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因此，这个文明团体必须包括伊朗——最古老的文明和最大的什叶派国家，以及埃及——最古老的文明，逊尼派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最大代表。伊斯兰文明集团的主要核心成员可以是印度尼西亚，它是按人口和经济实力衡量的最大伊斯兰国，就其GDP而言，它居世界第8位。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样一个由八个文明国家组成的常驻代表组织，它将代表全球75亿人口（即人类的近四分之三）中的55亿人。

当然，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这种根本性变革不可能顺利进行，也不可能会没有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就未能顺利地转变为联合国。同时，没有国际联盟，就不会有联合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很可能不仅会在文明基础上反对联合国的转型，而且还将尝试进行其对联合国的“改革”，将俄罗斯、中国、伊朗、古巴、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尼加拉瓜、朝鲜以及所有其他不利于他们的国家和文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迟早有必要建立一个替代联合国的国际组织，同时尽可能防止美国试图完全“粉碎”联合国本身。

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只是这种未来国际组织的原型，它们展示了依靠文明价值和文化不仅可以共存，而且可以成功发展的可能性。从经济上来说，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中最强大的国家是中国，但就军事政治而言，俄罗斯联邦的实力更大，其军事实力和核潜能并不逊于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事实表明，即使是属于不同传统敌对文明国家的国家也可以进行谈判并成为伙伴。首先，可以在金砖国家的基础上成立非西方文明联盟，接纳作为伊斯兰文明代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并以这些文明的其他代表来作为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补充。如果成立了这样的非西方文明联盟，并且它们作为反对西方霸权的统一战线，那么将来有可能将两个西方文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洲）与非西方文明联盟团结起来在多中心世界中将文明融合为不同文明的统一体。

如果将来不能在文明基础上改革联合国安理会，那么从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文明对话和伙伴关系开始也是有意义的。安理会应包括可以代表上述国家的八个文明团体。文明对话与伙伴关系委员会不必重复联合国安理会的职能，而应先扮演重要的咨询机构，然后再是战略决策机构。因此，存在多种方式来改革前者或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该组织将在文明的基础上运作，从而与现代世界的现实相对应。

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和谐的象征——神圣的八边形八卦，它由八个角组成，分别对应于世界的八个部分（北、南、东、西、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根据中国哲学，八卦的八个角是原始宇宙发生的公式和和谐的象征，代表着存在的基本原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中国哲学和宇宙学符号完全符合世界现代文明的图景。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开始的陈述：在我们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今天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和难以置信的在明天就成了现实。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全球政治发展的动力，并及时提出对于未来的想法，不仅要牢记今天，而且要牢记明天和后天。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