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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过去的两年多，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值，对于中国发展带来的对美国所谓的“挑战”，他们无计可施，只能采取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方式的“新冷战”来压制中国。无论是把中国从所谓的发达国家的认定，“不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的推出，还是近期限制对中国高科技投资，都体现了美国试图寻求在高科技领域同中国“脱钩”。同时用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方式来压制中国的崛起，这样的方式令人不齿，也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黔驴技穷，更加暴露美国霸权虚无、狂妄、霸凌的本质。

王文：所谓中国从发展中国家“毕业”，这种捧杀的声音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现状的不了解，也暴露了试图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群体脱离的一种战略意图。对于国人来讲，我们需要对中国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定位保持清醒的认知。从现实的角度看，第一，中国现在人均GDP仅仅1.2万至1.3万美元左右，才将将够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上下，距离全面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第二，中国人均GDP跟普遍发达国家还存在巨大差距。第三，中国的城乡差距、中国的东西部差距、中国城市内部中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大差距”的挑战仍然非常严峻。第四，中国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非常漫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中国认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坚信发展中国家的奋斗道路，我认为是非常的理性的，也是鼓励我们继续艰苦奋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情基础。

屠新泉：这完全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指责、完全是混淆视听。一方面WTO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其实已经受到了很大地削弱。因为很多优惠的条款已经失效了。第二，中国在加入WTO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声明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说我们认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自动享受所有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而是经过和其他成员的谈判来最终确定。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很多我们原本应该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的优惠待遇。第三，中国在加入WTO之后，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逃避责任，尤其是在谈判当中消极应对。

恰恰相反，我们不仅，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各项谈判当中承担了相当高的义务，包括像《信息技术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等。另外，中国还积极主动地去推动新议题的谈判，比如说刚刚最近完成谈判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这就是中国首先倡议发起的，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有能力承担与自己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来调整、修正中国的发展国家身份，迫使中国承担一些不属于或者说和中国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的一些义务。

王文：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也深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在对外政策过程中主张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鼓与呼，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重要代表的角色受到美国很多人嫉妒。过去的十几年，无论是美国提出G2（两国集团），还是在2014年、2015年前后，美国炮制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或者说，还是现在美国又推出法案，认定“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都是希望把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群体中抽离，挑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暴露出美国试图进一步孤立中国的战略意图。

屠新泉：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上，美国没有决定权。首先，我们在国际组织当中的身份或定位，是根据特定的国际组织不同的分类方法或操作方式来决定的，也并不是完全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发达国家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成为发达国家。所以对中国来讲，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是一种客观的认识，而不是主观的意愿。第二，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地位，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确实也涉及到一些权利和义务的认定和承担的问题，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等等，都有实践当中的做法。但是，从目前来看，确实又没有一个国际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做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清晰的定义。所以大家都是在实践操作当中寻找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方法，所以说这种国际组织惯例的形成有他自己的渊源有和历史经纬，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