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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到了城市,谁又在离开?——第七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报告(二)

chenqin 城市数据团 2022-10-07


系列预告:七普分县报告

近期,统计局出版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分县数据资料,在完成了相应资料的电子化后,城市数据团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连续更新,为大家解读此次分县资料中一些有趣的内容,希望各位读者可以持续关注这个系列。


上一篇我们简单梳理了哪些城市是大城市,这一篇,我们会讲一讲人口流动。在两次普查间的十年,“90后”的年轻人们去向哪里?“70后”的中年人们又是否在奋斗的城市留下了呢?



人口普查公报之外,为什么还需要分县资料?


本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2000、2010年两次资料类似,均包括八份表格,其中表1至表4来自调查到所有人口的人口普查短表,而与就业、婚育、住房相关的表5至表8汇总自十分之一抽样的人口普查长表。


可能有读者会问,中国的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不是已经在2021年公布了吗?这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数据,会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信息?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呢?


诚然,在去年各城市陆续公布人口普查公报后,不少研究者已经整理了各城市普查公报,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一些研究工作整理并计算了从2010年到2020年各城市人口的增量。


从下图可以看到,全国在过去十年间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是深圳,人口增长仅70%,全国有20个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了30%。另一方面,绥化市成为全国人口下降最快的城市,人口减少了30%以上。人口减少最快的20个城市中,最后一名铜陵市的人口减少了16%。


但是,城市级别的人口变动带来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他不能告诉我们,人口的增加,是为何增加?减少,又是为何减少?


第一种人口增长是人口自然出生带来的。例如西藏、青海的许多区县,0岁人口占比都在总人口的2%以上,十年内自然出生的人口就达到了20%。其中人口出生带来自然增长幅度最快的莫过于西藏自治区的比如县,0-9岁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30%。


第二种人口增长是城市边界划分变动带来的。例如巢湖市2011年由合肥代管,公主岭市2013年从四平市管辖变更为长春市代管,2015年枞阳县从安庆市划归铜陵市管辖,2016年简阳市从资阳市改为成都代管,都会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出现大幅度变化。


第三种人口增长是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到了新的区域工作、生活,并被算进新城市的常住人口。


在这三类人口增长中,我们最想要知道,也最难从数据中识别的,正是这第三类人口流动带来的增长。而这个信息,恰好就能从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得到。



从年龄结构数据看,年轻人正涌向哪里?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的表2给出了中国所有区县分性别、分5岁年龄段的所有人口数据。其中0岁人口被额外划分出来,用以帮助计算人口的出生率。使用这份资料,再结合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同样的一张表,再利用这个等式:


T岁人口×(1-死亡率)+T岁净迁入人口=T+1岁人口


可以计算出每一个年龄段,每个城市的迁移人口。


举个例子,深圳市在2010年时的10到14岁男性人口为166146人,这批人口在10年内的总死亡率大约在千分之2.8左右。如果人口不发生迁移,其中会有473人会在这十年内死亡,仅剩下165673人。


但在2020年时,深圳20-24岁的男性人口却高达950940人,比在没有迁移情况下的人口高出近6倍,或者说多了78万人。


这些人口哪里来的?自然不可能是这十年内生出来的,而深圳的区划也没有出现变动,那就只能是从外地迁移来的了。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使用计算出了2020年各城市的20-29岁年轻人口中,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是这十年内从外地迁入的,并列出其中最高的十个城市。


果把20-29岁人口定义为年轻人,那么从上图可以看到,深圳的年轻人口有74.6%是在2010-2020年间从外地迁入的。外来人口也贡献了广州、厦门超过60%的年轻人,上海、成都、珠海、东莞、北京、合肥超过50%的年轻人。


但正如我们之前说到,一些地区的普查口径在2010和2020年时是不一致的,使用简单的同年龄人口数量加减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在上图中,成都的变化就没有考虑到简阳的并入,因此会高估年轻人的外来人口占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下式,计算两个年龄段在两个普查年度的人口比例,再计算该比例的变化,定义为“年轻人比例变动”,来代表每个城市的年轻人增长情况,该方法可以避免人口总量变动带来的影响:



该比例的前后20名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深圳和上海是年轻人增加倍数最大的两个城市,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提高了一倍之多。北京、广州紧随其后,提高了80%以上。厦门、东莞、杭州、南京排名4-8位,年轻人占比提高了50%以上。成都在去掉简阳市的影响后,排名有所降低,但年轻人占比也增加了48%。


有的城市年轻人在增加,自然就有城市的年轻人在减少。从流出比例看,排名第一的城市白银,年轻人占比下降近50%——这意味着该地年轻人在10年间流出了近50%。第二名茂名市,虽然也处于广东,但依然流出了45%的年轻人。



在年轻人增加最多的前20名城市中,广东独占6个城市。但在年轻人减少倍数最高的20名城市中,广东也占据三个——茂名、梅州、河源。广西则占据了贵港、玉林、梧州、钦州、河池5个城市,是前20名流出人口城市最多的地区之一。除了广西以外,甘肃(白银、平凉、武威、庆阳和定西)、河南(信阳、周口、驻马店、南阳)、贵州(毕节、黔东南)也是人口流出的大省。


2014年时,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根据城区常住人口划分为五档七类——

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使用这个标准,我们将中国所有的地级市市辖区和县级市进行了划分,计算他们的年轻人增长情况,结果如下图所示:

越是大城市,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是会成为年轻人的磁石。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年轻人增加数量逐渐下降。在人口3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中,年轻人的占比则在减少。



省内转移,还是从省外吸收?


在前文中不难发现,广东省在年轻人增加最快和减少最快的榜单中都有一席之地。毗邻的广西自治区也有6个城市在年轻人迁出榜中名列前茅。


下图可以看到,121个广东区、县、县级市中,有31个区县的年轻人出现了正增长,最高的年轻人比例都增长到了近3倍之多。但与此同时,另外90个区县都出现了年轻人的负增长。地处茂名的信宜市,年轻人占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同时出现年轻人口的流出和流入,说明在两广内部,甚至是广东省内部都存在大量的年轻人口转移。这种现象在上海、北京则没有出现。



从以上两张图可以看到,上海除了崇明区,北京除了平谷区,其他区域的年轻人口占比都在增加。虽然在最高幅度上并没有广州天河、深圳南山那样大,但是却普遍处于增长区间内。尤其是上海,除了奉贤、金山与崇明外,其他每个区县的年轻人的比例都由外来人口补充增加了80%以上。



有人到来,有人离开


20-29岁人口的变化,代表了年轻人的迁徙方向。但来到深圳、上海的年轻人,20年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在城市站稳脚跟,还是回到家乡?这个问题只有未来能告诉我们答案,但我们可以从“90后”的前辈“70后”们的身上看到一些端倪。


我们使用40-49岁人口做了计算。下图列出了20个年轻人流入最多的城市的40-49岁人口在过去十年内的变动率: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年轻人迁入最多的城市中,珠海、成都、中山、杭州的40-49岁人口增长是最快的,达到15%左右。宁波、广州、昆明、武汉等的40-49岁人口也有10%左右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意味着在这些城市的40-49岁人口并没有出现回流。在这些城市,人们不仅仅愿意来工作,更愿意在这个城市长久地扎根,生活下去。


但另一方面,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和东莞的40-49岁人口却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负增长。考虑到40-49岁人口的自然死亡率,可以较为肯定地说,上海、北京和天津的40-49岁人口,是出现了净外流的。这样的在40岁后的人口外流,也使得上海和北京在大量吸收30岁以下外来年轻人口的同时,又保持了总人口在过去十年的相对稳定。


将20-29岁年轻人的增加和40-49岁中年人的增加画在一张图上,可以在四个象限内找到一些代表性城市:


第一象限中的城市,70后和90后的占比都在增加包括了三亚、成都、深圳、广州、珠海等大部分正在增长的城市。


第二象限中的城市,90后占比减少,但70后的比重在增加。这个象限区间的城市不多,包括广安、恩施、衢州、茂名等地,这些城市的年轻人在减少,但中年人却有所上升,更接近“养老城市”的定义。


第三象限则包括绝大部分收缩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例如白银、巴中、六安、安庆、绥化等。


而第四象限最为特殊,他的年轻人在增加,但中年人却在外流。这个象限包括了上海、北京、东莞、南京、天津、哈尔滨、温州、镇江、鄂尔多斯等地区。在这个象限的城市,年轻人增加的同时,中年人在被挤出。


每一个城市,对谁敞开欢迎的胸怀,又对谁张开血盆大口,还将谁弃之如敝履?冰冷的数据中,城市的美好与残酷,尽数包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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