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悟道 | 抗战中的中医药
抗战中的中医药
07/07
1937年的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而在整个14年的抗战期间，中医药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人与全国各界人士一起，投⼊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争,在全国各地及各条战线挥洒热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延安在1935年至1948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医务工作者冲破重重封锁，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积极利用中药资源，创造性地研究开发中药制品，有效地保障了军民的身心健康，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光华制药厂旧址现状
1938年之后，八路军在陕北建立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光华制药厂，并与卫生部、八路军卫生学校联合成立了中西医研究室。中药部的医务工作者因地制宜，在当地开展深入细致调查，并广泛发动老百姓采集中草药。1941年11月，延安国医研究会、保健总社制定颁行了延安地区各种中药材标本及其名称，作为边区群众采药的对标参照，确定了药材收购办法。中医药工作者研究与改进中医中药，并鼓励民间中医公开秘方、验方。他们打破中西医界限，用黄芩精制黄芩素，用醋中和碳酸钾结晶成醋酸钠等。还在改进中药剂型上下功夫，逐步以浸膏来取代中药丸剂的传统做法。
一些西医专家也加入到中西医结合防病祛疾的研究中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医学专家马海德主动向中医大夫学习，了解中草药的药性、功效。药厂大量生产中药制品，年成品数量有几十个种类、重量达3500余公斤，主要有甘草片、健胃片、当归油等数十种，大大缓解了边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有力支援了前线。1941年，毛泽东主席为药厂题词：“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防疫丸"药品单
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筹建并成立了边区第一个医药社——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该社坚持以“改良中药，中药科学化”为宗旨，实行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该社不仅经营药材，也改良和生产包括正气散、汗必灵、当归精麻等80多种药品。边区保健药社的成立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6月，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由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 “国医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延安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边区国医研究会”。该会通过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卫生刊物等方式促进边区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发展，为提高边区中医学术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全面抗战期间，由于战斗环境艰苦，许多八路军将士患上流感、疟疾，高烧不退，但治疗这些疾病的奎宁等西药却难以进入根据地。当时的医务人员们上山采集柴胡，熬成汤药给病患服用，收到良好疗效。但汤药不便于服用和携带，时任八路军129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建议将柴胡蒸馏制成针剂。经过多次试验后，成品终于研制出来了。至此，中医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供肌肉注射的第一支中药注射液终于研制出来，并命名为“瀑澄利尔”。1941年，该药受到晋冀鲁豫边区大会的奖励，并被正式命名为“柴胡注射液”。“柴胡注射液”的诞生，打破了中药无注射剂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抗日军民的战地救治和身体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
1937年9⽉5⽇，在国民⾰命军陆军第六⼗军开赴抗⽇前线的路上，云南⽩药创始⼈曲焕章带领伙计向每个战士⼿中塞了⼀瓶百宝丹。据亲历台⼉庄战役的朱希贤回忆“伤⼝伤得很重，拿出⾃⼰的⽩药撒上⼀点，包扎起来，伤后两天后就愈合了。”经过⼀个多⽉的浴⾎奋战，终于取得台⼉庄⼤捷这场抗战以来最⼤的胜利。蒋介⽯听闻百宝丹在治疗将⼠的枪伤中发挥了重⼤作⽤，题写了“功效⼗全”匾额送给曲焕章。
1938年3月，重庆市成立中医救护总院。同年5月，中央国医馆成立国防中药研究会，并训令各省市县及海外分馆迅速成立分会。重庆市国医学术研究会发起成立国医救护队，担负起医院治疗责任。医院除具有门诊、送诊、住院治疗、家庭顾问、机关团体学校卫生顾问等职能外，还经常对抗日军队、贫苦群众送诊赠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1941年夏，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广为印发宣传。大纲针对当时流行最烈的霍乱、痢疾两种时疫，分别拟定中医方药，以资防治。
抗战期间，⽇军为摧毁中国⼈民的抗⽇意志，不顾国际法律的约定，组建731部队等细菌部队，毅然实施细菌战，⿏疫就是其中之⼀。⽇军在⼭东西部地区发起的鲁西细菌战，造成了42.7万余⼈死亡，1500公⾥的⼟地成为⽆⼈区；在云南西部发动的滇西细菌战，造成20万⼈死亡......千钧⼀发之际，⼭西中医韩西亭临危受命，前往五台县救治⿏疫。据《五台县志》记载：“韩西亭先⽣采⽤明代万历年间京南⼤瘟验⽅治疗，⽤药六百余剂，经五⼗⼀天，将瘟疫扑灭，此后再未发⽣。”
三
抗战期间，中医界不仅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开展防病治病⼯作，⾏医也成为中医人参加地下抗日的掩护职业。在广东活动的东江游击区（东纵）、珠江游击区（珠纵）和北江特委等系统，都在广州设立有地下联络点、交通站，为部队输送人员、文件，购买医药用品，搜集敌人军事、政治情报等。
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国医大师邓铁涛一家为了生计回到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东江纵队司令部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就建在药店里。1938年，在战场上受伤严重被迫回到⽼家的姚明久受命在⾦⼭堡开展地下⼯作，从⼩受⽗亲熏陶掌握医术的姚明久开起了药铺，以⾏医的⾝份掩护抗⽇⼯作。在台⼭战役中，赵健庵、赵焯贤两名⽼中医在为伤员诊病、送药时，也经常为将⼠送去情报。
图片和文字资料来源于网络，部分文字资料来源于《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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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周诗宇
审核：孔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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