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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万工|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代自序)

小万工 小万工
2024-09-08

‍【作者按】

圣诞平安,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本文是小万工自己为我的散文集《拿你所有的,换你所要的》所写的序,成书时有些删改,所以公众号发的是原文。

感谢收到书,写好评和给我挑错的朋友们。签名版已经全网售罄,所以你们手头的应该是已绝版的有错别字首印签名版了。

最近我会陆续在公众号上发一些朋友为我写的书评,也欢迎你给我投稿。

 题图:小万工的散文集


斗胆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距我在清华图书馆翻开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足足过去了10年。


刘小枫生于1956年,我生于1985年。他30岁写下《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时,我才刚刚出生。但是20年之后,20岁的我可以和30岁的他在激昂文字中相遇,并且被激励、被鼓舞、被引领,这就是文字的奇妙。


时过境迁。如今我已三十而立。


因缘际会,作为一名建筑师,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文集。


回看自己写的那些生涩文字,想起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薄薄的浅绿色封面的书,发现自己所写的“爱才是”系列,也许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这代人的怕和爱所做的回答。


我自然无法同大师相提并论,毕竟我的主业不是文字,而是设计房子。


但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研究针对的主要客户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一代,即生于1980 ~ 1989年的所谓“80后”。也就是说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社区、什么样的城市。


说到需要,现在最流行的词叫作痛点。什么是客户痛点,其实就是我们怕什么。

 


居“80后”痛点之首的显然是房子。


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要激活一个沉闷的微信群有两种方法,一是扔个红包;二是讨论哪里有便宜的房子。


“80后”的父辈大部分是“50后”“60后”,他们还处于集体分房的时代,所以普遍没有买房的意识。“80后”涉世之初还颇有骨气,并不流行啃老买房。所以买首套之时,大部分“80后”都没有钱,考虑的核心是价钱便宜。


我当初研究了非常多的小面积、低总价的商品房,费尽心思想着如何把最多的功能塞到最小的面积里。那时万科卖得最好的明星产品是被命名为“蓝田一号”的90平米小三居室,在房价高悬的北上广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80后”参加工作的时间大致是2003 ~ 2013年间,恰恰是房价翻番、翻番又翻番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害怕,害怕自己的工资涨幅永远跟不上房价,害怕自己从此会和同学、同事中的“有房阶层”终身拉开距离。


所以我们把买房叫做上车。车上和车下在财富增长速度上可谓天差地别,而车永远是稀缺的,似乎错过了这一趟就没有下一趟。


我还记得自己2010年首次购房的情景。我拿着摇到的一千多号,在人群中抢购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楼盘,买了一个总价最低的小两居。这个楼盘后来连着一年开了8次,每次都是日光。


我从到北京读书,再到我买第一套房子,其间过了6年,北京的房价翻了3倍。


而从我买第一套房,再到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卖掉这套房子,其间又过了6年,房价又翻了3倍。


这不得不让我们害怕。



“80后”的另一个痛点,是子女教育。


在“80后”自身受教育的时候,教育大抵算是公平。我虽然出身农村、在小城镇里长大,但仍依稀记得那时因为某次学潮,农村和城镇的学校里都有着不错的老师。


当轮到“80后”的子女入学,即使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变得极度不均衡。


如果你自家的房子不是在西城和海淀这样的教育大区,孩子考上“985”“211”重点大学的概率甚至比自己当年出生的城市还要低。


“学区房”的概念就是被“80后”这一代炒起来的。


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在做社区的时候,特别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希望能够通过代建学校的方式将好的教育资源从城区引到郊区,因为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周围没有好学校,在购房时的权重简直是一票否决。


但即便是住在西城、海淀这些教育大区,也不意味着父母对于教育的焦虑因此就减少半分。


我朋友的孩子就读清华附小,虽然号称是3点半放学,但事实上孩子的课余生活填满了各种各样的课外班。


大家都明白小升初拼的不是课内成绩,而是课外:英语、奥数、乐器、绘画、舞蹈,形形色色的评判标准都左右着孩子的未来,而所有这些的背后却是赴美上市的学而思、红黄蓝和为了教育一掷千金的家长。


正如李一诺所说:“其实,所有靠着教育挣大钱的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最大程度地发现、制造、利用和变现家长的焦虑。”


因为我们害怕——害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

 


“80后”的第三个痛点是工作。


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崇拜商业领袖,期待自己成为下一个马云、乔布斯、扎克伯格。


与此同时,我们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焦虑。


在行业动辄被颠覆的时代,我们焦虑自己会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失去工作,焦虑自己没有在阶层天花板关闭之前登上那辆末班车,焦虑自己不慎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行业,没有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所以,知识付费开始兴起时,我们即听罗胖给我们读书,生怕错过新时代的认知升级。


我们蜂拥而入可以提供更多更好工作机会的城市,导致一线城市房价飙升。


我们追随着商业领袖的步伐,以为自己可以复制同样的成功之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工作上,以超乎想象的勤奋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马克思说过:“在历史的每一个大转弯处,知识分子总是被时代的列车甩出窗外。”


我们就处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弯处,还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甩出窗外的知识分子。


是的,我们很害怕自己被甩出窗外。

 


房子、教育、工作,无疑已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发现可以建造甲级的办公楼,建造优质的房屋,建造美好的学校,却无法与使用者交流——直到我拿起笔,开始讲述自己在建造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人生。


好多读者说读我的文章是用来治愈焦虑的,每篇都要看很多很多遍。


其实我自己也是焦虑群体中的一个。


对比我们的父辈,也就是1950出生的刘小枫那一代人,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似乎在精神上比他们更加焦虑。


新媒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焦虑,我们不再是沉浸在阅读中的一代,而逐渐成为被手机捆绑的一代。


我们的生活被实用主义充斥,我们的人生被学历、工作、月薪、房产贴上了一个又一个价签,它们又催促着我们为了刷新这些价签而去追寻。


但是我常常会问自己:我购买房子,到底是因为我现阶段真的需要这个房子,还是为了缓解财富缩水的焦虑?


我想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到底是为了帮助她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还是为了缓解阶层固化的焦虑?


我努力工作,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是为了缓解害怕被时代所遗弃的焦虑?


或者这样说:我们努力奋斗,竭力生活,到底是出于怕,还是因为爱?


然后我就会想起20岁时在图书馆里遇见的那些书、那些光辉的灵魂。


刘小枫笔下的那一代人,在物质上经历过极度贫乏,在精神上经历过极度压抑,他却说:“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理想主义,一个在当今时代已经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的词汇。


我却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在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一直在不停地追问同一个问题:


我现在为之生的,值得我为之死吗?


我现在为之生的,值得基督为之死吗?


唯愿我所做的,都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因为爱。


我依然有许多的困惑,但回顾走过的路,我常常能发现那些隐藏在生命中的恩典。所以,每写完一章,我都会得到一个与“怕”无关、与“爱”有关的答案。


唯愿遇见这些文字的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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