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post SELECT：我们已经停止拍照

本文源自策展人 Katia Krupennikova 和 Inga Lace 的共同委任，由 Yazan Khalili 与 Ariel Goldberg 共同撰写，作为e-flux期刊的四篇特别文章的一部分——两篇发表在2020年11月刊，其他两篇发表在2021年2月刊。

这次合作旨在扩展当代艺术节 Survival Kit 11 所提出的主题。Survival Kit 11 于2020年9月4日至10月4日在里加举行，由拉脱维亚当代艺术中心组织，Katia Krupennikova 策划。标题“Being Safe ls Scary”，取自于艺术家 Banu Cennetoglu 为第十四届文献展创作的作品。

▲Yazan Khalili，Centre of Life，2018

We Stopped Taking Photos

我们已经停止拍照

Yazan Khalili / Ariel Goldberg

I.

每一张照片都与其中包含的暴力行为有关。

但那些作为爱的行为、情感的冲动而传播的照片呢？人们为心爱的人拍摄的照片变成了一种记忆，摄影师的想象投射到他们身上，希望他们永远保持照片中的样子。年轻而有活力。人们是会被仅仅一张图片中所表现的可爱或快乐所吸引的。

但是，人们如何将一张作为儿童（或其他一些无辜的象征）的儿童图像从无人机带来的战争机器暴力中剥离出来？远程杀人的设备同时也是一个记录的设备。开着执法记录仪的警察也会杀人。即使他忘记打开摄像机， 他身后的旁观者也会进行拍摄，即使这一画面并不能改变美国警察表现出的反黑人种族暴力的事实。

但是如何能够把法律，这种不那么直观的暴力形式拍摄下来，并保持它们原有的状态呢？

▲一名来自伊斯兰强硬派组织Jamaat ud Dawa的巴基斯坦少年在抗议活动中举着美国无人机的旗帜，抗议无人机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袭击。图片来自Arif Ali，2013年7月。

一张照片所展示的远不及它所隐藏的要多，它仅仅是一次对这个世界物理性的和反射性的曝光: 一个地方的尸体，皮肤上的伤疤，风景中的一堵墙，一个拿着书的人，夜晚的烟花，树木，四个人在快乐地相互拥抱，一个男孩看着他的画，警察正在向示威者开枪。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拍下了这一切，但那些无法被拍摄的暴力呢？那些在照片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暴力，在生活本身中被正常化的系统性暴力，森林的痛苦，不允许你的孩子获得出生证明的法律，对于被贴标签、不被允许旅行、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官僚主义的恐惧呢？

是否存在一张没有任何目的的图像？一个不留痕迹的图像？每张图像都迫使自己进入如何理解和接近世界的领域；每一个图像都是这世界的图像，即使这世界违背了图像本身的意图。

那监控摄像头呢？那种等待着事件发生然后创建文件的摄像头？我们既存在于世界中，也存在于它的图像中；后者证明了前者的存在。摄像机表面上是为了防止一个事件的发生，同时也是在等待那个事件的发生。巴勒斯坦人安装在家中防止盗窃的监控摄像头已经成为以色列拆除部队（Israeli Demolition Forces，并未找到对应的官方中文名称，后文简称IDF）监视巴勒斯坦城市和社区街道的另一双眼睛。有一个故事，说IDF逮捕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原因是在他们想要彻查抗议事件时，他的监控摄像头里没有录像。IDF指控他对他们隐瞒信息。每一个坏掉的监控摄像头都成了隐瞒信息的摄像头，而工作的摄像机则是IDF的线人。

但也有人说，这些摄像机也表示了占领者的侵略行为，这些图像可以在国际法庭上使用。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我们想要显示的图像，删除我们想要它消失的图像吗？不参与记录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隐瞒事实的行为。戴面罩——这种新冠之前就有的面罩，我们称它为Kufiya——是一种参与世界的双重行为，但也是一种拒绝被图像捕获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隐藏在图像之中的行为。

▲亚马逊上在售的Kuyifa面罩。

国家是终极相机，是吃掉所有其他相机的相机。

在国际法庭上使用的一张关于压迫的图像能够对阻止占领起到作用吗？

但是那些试图颠覆权力体系的图像呢？这些图像（以及拍摄它们的摄像机）能够逃脱与暴力的始作俑者之间的对话吗？对自我成像（self-imaging）工具的矫正和破坏是否已经有所让步？是否摄影者只能继续保护图像？在一个图像获得了预期的肯定之后，还能被安全地保护吗？一张来自过去的，令人尊敬的跨性别者的肖像照为当下提供了跨性别文化存在的证明。那些把这张照片藏在家里某个角落里的人呢？他们回望着自己，在“缺失的神话”（a myth of absence）面前肯定了连续性的存在。他们保护着这张照片，不让它与更大的抓捕计划发生联系。 

图像在漫长的生命中被人们遗忘和记住。

以色列调查员给巴勒斯坦政治犯展示“他”小时候的照片——一张他本人从未见过的照片——来证明他们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不是这样吗？

▲“Podium Guy”，一名佛罗里达州居民在美国国会大厦骚乱期间被拍到手持印有众议院议长印章的演讲台，已被判处75天监禁。

然而，那些被用作联邦调查局（FBI）调查素材的骚乱录像又是怎么回事呢？录像里的人在侵犯政府财产后，手持笔记本电脑甚至演讲台，如此轻易地进出？在诸多的拍摄方式中，这群暴徒选择了自拍。他们在镜头前声称自己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并在更多暴力的威胁持续逼近的情况下，展现出一种和平的形象。他们知道，在一张照片中如果展示出他们可以轻易、不受阻拦地参观立法大楼，将更有效地传播他们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记者们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不可避免地提到他们对这些照片或者动态影像的困惑。《大西洋报》（The Atlantic）的标题是“一张照片讲述了整个故事（The Whole Story in a Single Photo）”【1】。《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撼动自由之柱的图像（Images that Shake a Pillar of Freedom）”【2】。这些图像能否成为他们极度渴望的法西斯式领导者的得力士兵？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男性参加“Anti Mandate”集会的自拍，照片来自twitter。

为什么图像可以做到这一点？

如果图像是真理的媒介，是理性的媒介，是世界的复制品，如果它成了虚假的媒介（阴谋论的口袋里总有一张被PS过的图像），那么摄影很容易被渗透到假新闻的宣传中。这种张力，也就是所谓的摄影的两个对立面，是我们摄影师所陷入的困境。我们的焦点转移到图像的传播上，而不再是它的生产。

我们能永远不相信图像本身吗？如果我们一味地怀疑图像，那么我们会失去对真相的理性认识吗？无可辩驳的符号，它们是存在的吗？

但是对于真相，我们所指的又是哪一种类型的真相？是信息的丢失？还是事实的还原？

图像是被困在监控摄像里的。

图像在巩固权力中的作用，可以从一些人想要阻止图像的生产或传播的愿望中得到证实：在检查站禁止摄影；对记者的逮捕；右翼暴徒打翻了摄像机，攻击了所有的设备——他们周围的人群欢呼着，践踏着与他们的妄想背道而驰的观点。

人们可能会谈论图像中包含的暴力，但没有人谈论包含着图像的暴力，这些图像的来源。就像布莱希特关于河流的一句话：“我们经常谈论河流的暴力，但从未谈论限制着河流的，河岸的暴力。”

也许我们也可以通过降低图像的饱和度来练习摄影。

II.

我们正被摄影中的暴力所包围，然而，这个世界也继续被图像制造所吞噬。与此同时，还有什么媒介会像摄影一样批评自己？有没有一种选择，停止图像的传播，而只继续拍摄？如果我们截屏了新闻，这还是一种拍摄吗？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停止拍摄日常生活中令我们感到有趣、快乐甚至恐惧的照片。这些我们碰巧拍下的照片，不也被我们称之为是艺术吗？摄影师的想法对图像不再重要，因为摄影师不再必须是专家。如今，摄影师更多地是去怀疑这种媒介，而不是捍卫它的纯粹性。

III.

2020年6月，我们成为了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研究生部摄影系的联合主席。我们各自位于纽约和拉马拉的家中，通过Zoom教授课程。我们共同编写了一份课程大纲——下面我们将介绍这份大纲——而黑人运动也每天都在美国各地的城市发生着。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适应Covid大流行期间的隔离生活。

讽刺的是，我们这两个已经停止拍照的摄影师，最后竟然在一起成为了摄影专业的老师。考虑到流行病传播情况的严峻性，这是我们为学生编写的教学大纲，指导我们通过网络摄像头和互联网连接与他们进行在线工作：

▲1991年8月23日，在莫斯科KGB总部前，秘密警察组织KGB的创始人Felix Dzerzhinsky的雕像被推倒后，欢呼雀跃的人们踩在他的头上。图片拍摄者：Alexander Zemlianichenko

摄影之外的影像：

倒下的纪念碑，面具，与重大事件的边缘共处。

图像对于人们的团结以及社会的共识至关重要。

尽管图像在制造暴力和推动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监控摄影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但抗议者还是会撒网来捕捉拍摄人群的无人机，图像擦除软件也被广泛使用。我们找到了方法来支持我们的亲密关系，并分析永远无法被拍摄到的权力结构。我们正在使用脆弱和具有争议的常见工具制作和消费图像。

我们相聚在一个图像力量日益强大、交流和艺术实践日益增多的时代。我们相聚在zoom的通话窗口里，我们的合成图片（有时开启有时关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连接的空间，也强调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意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希望了解这些个人和集体的局限性。

我们如何在时代背景下思考，如何在审判、忏悔、网络即时聊天中让图像说话?

图像将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对话？图像正在等待一次发声，等待被赋予一个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本身并不拥有真理；它成为了一个虚构的素材。例如，Forensic Architecture（法证建筑，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于2010年成立的空间调查研究团队）试图在图像中恢复或指出真相——他们声称要为真相带来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但实际上他们在做的是虚构，试图将图像作为艺术和侵犯人权的证据发挥作用。但是那些没有被拍摄下来的事件呢？它们又是如何引起人们的注意的?

▲ 由Forensic Architecture重建还原的2017年11月6日地中海中部搜救行动。

我们正在努力解释：在创造一个集体叙事时图像的缺失或视觉性的失败。没有被拍摄的东西不会消失。图像如何在摄影之外生存？

图像本身不会说话，它们被传播图像的媒介所利用。图像忙于流通和维持现状。有人可能会说，摄影的机制是一个冲突的空间——一个我们必须协商的空间，一个我们必须与这些紧张关系搏斗的空间。我们反对的同时也在基于这样的前提创作，作为艺术家，我们让不同的故事出现，向权力说出真相。图像仍然能让我们走到一起。

▲黑色音频电影协会成立于1982年，一直活跃到1998年，由七位英国黑人和散居国外的多媒体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组成：包括John Akomfrah, Lina Gopaul, Avril Johnson, Reece Auguiste, Trevor Mathison, Edward George与Claire Joseph

奋起反抗（Uprisings）要求我们重视——在美国和巴勒斯坦与反黑人种族暴力和殖民主义作斗争时，以及在美国抵制将黑人的痛苦和死亡景观化时——图像制作的可能性。我们将研究黑色音频电影协会（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我们在看到John Akomfrah与Tina Campt、Ekow Eshun和Saidiya Hartman的对话后做出了这个决定，这段对话于2020年6月18日录制并发布在网上【3】。这段对话探讨了John Akomfrah早期电影的瑰宝，如“Signs of Empire”（1983）和“Handsworth Songs”（1986），背景是正在进行的“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活动，对殖民纪念碑、制度以及种族主义结构的破坏。为了进一步了解背景，我们将分四个部分【4】观看“Handsworth Songs”（1986），然后阅读Jean Fisher的文章“In Living Memory: Archive and Testimony in the Films of the 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以及由来自电影制片公司The Otolith Group的Kodwo Eshun和 Anialika Sagar编辑的“The Ghosts of Songs: The Film Art of the Black Audio Film Collective” 当中的第一篇文章。最后我们将阅读“Thoughts of Liberation”，这是一系列对由“Canadian Art”于2020年6月出版的“The Present Moment”的回应合集，由Nataleah Hunter-Young和Sarah Mason-Case编辑，这些回应来自以下黑人学者、活动家和艺术家: Christina Battle，Dionne Brand，Denise Ferreira da Silva，Chantal Gibson，El Jones，Anique Jordan，Robyn Maynard，Charmaine Nelson，Christina Sharpe，和Kara Springer【5】。

这些都是我们之间共享的文本、事件和链接——朋友们推荐给我们，然后我们再互相推荐给彼此，因为我们试图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在当下这个时代学习和谈论摄影。在教授完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希望再增加一个资源：虚拟讲座——“Art of Collective Care & Responsibility：Handing the Images of Black Suffering & Death”，这是黑人解放中心的一个项目，由克利夫兰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La Tanya S. Autry创立【6】。

▲ 纪录片“Handsworth Songs”（1986）电影截图

IV.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停止拍照，转而思考摄影本身。

关于作者

Ariel Goldberg 是一位作家、策展人和摄影师，从事与跨性别文化相关的摄影创作。出版过的书籍包括“The Estrangement Principle (Nightboat Books, 2016)”和“The Photographer (Roof Books, 2015)”。

Yazan Khalili 在巴勒斯坦境内外生活和工作，他是一位艺术家和文化制作人。他的作品曾在多个大型展览中展出，包括“New Photography”（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和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2016-17）等。

翻译：Giann

配图/编辑：postpost

图片均为根据文章内容在互联网搜索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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