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日报 | 印尼华人惠芝自述：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和母亲
惠芝
图：父母摄于1948年春节
2020年疫情来袭，清明节我们没能去踏青，但怀念父母之情依旧浓浓。我想借用文字，记叙父母的点点滴滴。
兵荒马乱 离乡背井
我的父亲李赞坤（学名李泽维），出生于1915年，阴历11月25日，广东澄海县南徽乡。要讲我父母的故事，必须从我祖父母说起。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祖父为了生活，飘洋过海来印尼爪哇岛打拼，很少回乡，祖母一直没有生养。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延续香火，他们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赞先（学名李泽猷），他就是我大伯。没想到大伯真给家里添福添丁。祖母年近40岁时，怀孕生下我父亲，疼爱有加。父亲在14岁时，随祖父和大伯来南洋，父亲在“和盛隆”五金公司谋职。父亲17岁时，祖父离世，大伯又在别的城市工作，他惟有听从公司分配。那几年他辗转在泗水、任抺、马吉朗工作。直到战后（1946年）才和他的堂哥（李泽耀）合资在三宝垄开店，结束替人打工生涯。当年的五金店几乎都是由潮州人经营。
母亲王宝珍，也是澄海县人，槐泽新乡王厝，1915年阴历10月10日出生。她7个月时，父亲死于村子间的械斗，7岁又丧母，没爹没娘，由她叔叔扶养，寄人篱下。可以想象，幼小的她曾受过多少委屈，这或许造就了她忍让的性格。父亲曾说，母亲有个很好听的乳名“冰糖”，我想应该是她长相甜美，性格和蔼，容易与人相处有关吧。她与一位同龄的姑姑（也就是后来移居香港，我们称她为老姑的长者）相处甚好，她们一起做家务，一起用银箔纸制作拜祭用品（银纸），攒零用钱。她叔叔家生产的鱼丸、鱼饺很有名，销往汕头和香港各地，这是母亲经常引以为傲的。我们从小就喜欢吃她做的鱼丸，尤其是别人家的餐桌上不会有的鱼饺，非常得意。
父亲于1935年20岁时奉母命回乡娶亲，婚前他们没见过一面。婚后不久，父亲再度出洋，准备一两年后才接母亲南来。但事与愿违，日本侵华，交通中断，寄往国内“侨批”也不能如常。新婚媳妇（我的母亲）陪着祖母过着艰难的生活，当时领养了她患难哥哥（我的舅舅）的女儿（我表姐佩钿），我们四姐弟称她为大姐。1945年日本投降，逐渐恢复通航，父亲1947年再次回乡，接母亲来南洋。当时远洋的轮船都是以“芝”字头为名，如芝丽华、芝万宜等等。在船上颠簸晕船，加上怀孕害喜，呕吐不止。他们许愿，生下的孩子就以船名“芝渣灵加”的“芝”取名。这就是我名字“惠芝”的由来。我也成了家里的二姐。
夫唱妇随 努力创业
父亲生性拘谨，不是能在商场上长袖善舞的料子，经济不是很宽裕，因此甚少回乡，但思乡、思母心切。两年后儿子出生，取名长飞，意即可飞回家乡，安慰年老的母亲。1950年，父亲觅得一住所，自己开店，铺号“坤成”，初次拥有自己的店铺，忙得不亦乐乎，靠勤奋、诚信经营。夹在“明记”“成合”两间大铺号中间，小小的店铺人来人往，生意兴隆。母亲家务、店务两头顾。可能太累了，她的的顽疾流鼻血，经常在半夜三更发作，一流就是一大碗，让父亲担心不已，所以第二个弟弟出世，取名长安，愿大大小小都平平安安。第三个弟弟的来临，除了希望他能鹏程万里之外，也能像鹏鸟一样，能飞回家乡，取名长鹏。顺便提及父亲为我弟弟两个孩子的取名更干脆直接，一个是海外侨民——“海民”，一个是海外出生，海外生长，就叫“海生”。这一个个名字，无不寄托着他的愿望，让我们牢记，虽然身在海外，不能忘了我们的根，来自何处，体现了他的爱国爱乡之心。
1956年有几位潮州“李”姓乡亲回国探亲，父亲让母亲搭伙同去，带了6岁的弟弟，长飞去见见祖母，以表孝心。年过80岁的祖母，终偿所愿，望穿秋水盼到孙子来，执意将长飞留在身边，给他报名入学。当时的侨务政策落实得不错，父亲除了孝顺母亲，不忍违逆，也觉得留个苗子（种子）在家乡也不失是个好主意（担心印尼排华大屠杀）。
教育儿女 德智体并重
父亲小时候在乡下只读到三年级的程度，但勤奋好学，四大名著里的人物，他都能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讲述，书柜里有许多藏书，有巴金著的《家》、《春》、《秋》，还有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也在其中。他很注意孩子们的教育，每天检查我们学校的功课，他担心自己的程度低，教不了学业程度越来越高的孩子，我上三年级时，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每天复习当天的功课，成了我的习惯，这可能也是我经常名列前茅的原因吧。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还给我订了香港出版的杂志《儿童乐园》，这在当时让我很骄傲，因为朋友当中，只有我有这份刊物。现在才明白，他要我们不仅仅掌握好学校的功课，更希望我们在图文并茂的杂志里，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在德育方面打下基础。我步入初中以后，他还订购了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及成套成套的连环画等等，在购书这方面从不吝啬。是的，我的父亲并不富有，但他让我拥有比别人更多、更多的精神粮食。
父亲还经常提及在井里汶的大伯，很有文才，他拿着大伯的信给我们看，字体非常漂亮。大伯经常往返雅加达和三宝垄，我小学毕业时，还奖励我一支“派克”钢笔，并告诉我，堂哥们和堂姐读书都很努力，有骄人的成绩。我暗暗下决心，努力学习，以他们为榜样。当时的肇好姐，不仅功课好，又唱歌、又跳舞，更成了我的偶像。小六时，我也和同学一道去学芭蕾舞，初学者只可以穿普通舞鞋，但我心急，想要试用脚尖鞋。学龄短的我，不可能通过老师订鞋。我央求大伯去雅加达时，给我订一双。买回来时，让我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50年代初，很少娱乐，海边和动物园是礼拜天经常的去处。当时流行“百日咳”，听说吹海风有好处，所以更经常去海边，我们姐弟抓小螃蟹，一边听父母亲讲故事：海的那一边，是我们的故乡。那里有荔枝、李子、杨梅、水蜜桃……那里有春夏秋冬四季，还有我们的祖先……童年的我望着海堤幻想着，什么时候把这海堤筑长，让我可以走到那令人向往的故乡……
图：我、三个弟弟与父母摄于1956年
勤俭持家 以身作则
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刚从国内来，不怕人地生疏，40年代末，在一个诚实的老佣人Tomblok的陪伴下，带着几个月大的我，在Rejosari开间小哇弄店，卖米、卖油等生活用品，还自制咸蛋、咸菜卖，在那一带很受欢迎，体现了善于勤俭持家的本事。32岁的她才来印尼，舌头比较硬了，学不来印尼话，尤其是那卷舌音，因此，我们家里只准讲潮州话，我和弟弟们之间也不准讲印尼话、爪哇话。当时因为一些同学取笑，曾为父亲的这个规定懊恼万分，如今方觉得该感谢他的严厉。如果要问我的母语，那肯定是潮州话，只是现在身边没有潮州人，很少讲，生疏了。
在教育方面母亲秉持身教重于言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父亲称赞她，一生中没有半个敌人。是的，从来没听过她骂人，更别说咒人。想象中，她是孤儿，寄人篱下，肯定受过不少委屈。但她从来不曾提及，对养育她的娘家，有的只是“感恩”两个字。小时候，我曾问她，人家邻居经常脱口的“短命鬼”“讨债仔”是什么意思？她不愿回答，不许我再问。她告诫我们，有好东西要与人家分享（潮州话：物食相共吃才甜），要心存怜悯，别自私自利，举出生活中各种例子，教会我们换位思考，为别人着想。60年代初，她还上新友社的夜校，填补自己的不足，我曾笑她念课文潮州腔很浓，但她不气馁，做作业、看报纸，都很努力，活到老，学到老。当年，“新中”学校扩建，发动学生捐砖，她不仅慷慨认捐，还鼓励我别怕羞，向邻居的叔叔伯伯开口，人家捐多捐少不要紧，别忘了道谢，这是在为学校做好事。
母亲除流鼻血外，５０年代末左边乳房发现乳癌，第二次的手术特别大，切面长32公分,术后到梭罗一家医院，进行一个多月的电疗，左半边胸部和脸都变黑了。她本来就是左撇子，写字、拿剪刀都惯用左手，手术给她很大的打击，但她咬紧牙关，忍痛复原，下厨、写字、裁衣，终能恢复如常。如今我侄儿海民的孩子也遗传了我母亲，是左撇子。
1989年尾母亲病了，起初医生当感冒医，不见好转。情况越来越严重，她变得异常沉默，逗她说话也牛头不对马嘴，我们深感不妙。上医院作切片造影，脑里长了三个瘤，估计已扩散。医生劝我们带她回家。1990年元宵过后，母亲永远地离开我们。
盼望子孙 能操华语
我父亲1947回国接我母亲南来以后，就一直想回去看祖母。1958年办了护照，但未曾出发，接到消息说祖母已经走了。我记得当时父亲跪在祖母像前，失声痛哭，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伤心，我们躲在一旁不敢出声，父亲也取消了回国的行程。直到70年代初，父亲回国了，可是这次是去给孩子申请出国，这与一向崇尚“落叶归根”的理想，有很大的反差，或许这是他心中的痛。然而，当时周遭的朋友都走这条路，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孩子的前途要紧。
1995年初，印尼华文还未解禁，我的孩子提出到北京学华语，在北语大报了速成班，同班同学都是韩国和日本企业派去的高管，学习氛围很好，进步神速，一个学期回来就能讲流利的华语。80岁的父亲能与孙儿用华语对话，非常高兴。我想这是他晚年收到的最称心的礼物，我们也很宽慰。
1999年末进入千禧年之际，父亲患上多种老人病离开人世。写下父母亲的点点滴滴以作纪念。真庆幸生为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关爱和养育下成长，我愿自己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更希望“李”家后代通过了解祖先的事迹，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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