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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 张嘉旭

来源：华略创智（ID：uit_shanghai）

2019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简称“两会”）开幕，李克强总理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全面复制推广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自贸区）经验，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自3月5日全国“两会”开幕以来，对比前一周，绝大部分自贸区日均搜索量看涨，涨幅最高的达到57%。自贸区建设成为“两会”热议话题。

2019年1月底，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列为上海市2019年主要任务之一。2月28日，应勇市长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自贸区建设“要进行差别化探索，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

那么，问题来了，何为“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中国自贸区历经6年发展，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对照“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区”？本文基于公开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对“最强自贸区”的评判标准、发展经验及创新举措进行阐述，为我国自贸区建设对标最强、加快发展提供参考。

既然要对标“国际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贸区”，首先需要搞清楚竞争力最强的自贸区的评估标准是什么，而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统一指标。鉴于自由贸易区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和管理现代化等四个方面，《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自由贸易区竞争力的重要参考。

表1 全球自由贸易区的典型模式 资料来源：《自由贸易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截至2018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已步入第24个年头，其评估范围涵盖全球186个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自由度指数”包括法治水平、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4个一级指标，涵盖财产权、司法效力、政府廉洁、税负、政府开支、财政健康、经商自由、劳工自由、货币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金融自由等12个具体指标，涵盖了自由贸易区的全部4项核心特征。

在最新一期排名中，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连续23年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其他进入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有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等，中国大陆排在第111名。

下面，我们将以上12个指标将被归纳为四个维度，具体介绍以香港、新加坡、伦敦和纽约、迪拜等典型样本为主的自贸区的发展经验和创新举措，以及对我国现有自贸区发展、未来新设自贸（片）区建设的借鉴意义。

表2 2018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top10

（一）精简专业的部门设置

自由经济体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有三种方式提高经济部门管理效率。

一种是整合分管贸易的部门和工业生产的部门，打通内部外部生产商贸体系。如经济自由度得分较高的新加坡，在政府内单独设立贸易工业部（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MTI），统一负责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促进区域贸易与投资等，以便于对内对外均按照统一规则和标准来管理。

新加坡贸易工业部  图片来源：https://www.mti.gov.sg/

另一种是设立单独的对接区域经济一体化部门。如新加坡在MTI下单独设立专门对接东盟、北美和欧洲、东北亚等区域性贸易促进机构；英国专门设置了欧盟部门，主要用于处理英国和欧盟之间未来的发展关系。这些部门机构成为发挥自由经济体辐射效应的重要抓手。

第三种是不改变现有管理体制情况下，依靠顶层设计，即依靠中央政府发挥牵头作用，组建高层行政协调中心，自上而下实现对其他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导。如大伦敦城市群通过建立“伦敦政府办公室”和“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2个直属机构，对大伦敦范围内的所有城市进行综合协调。该协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政区划的束缚与限制，促进了伦敦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挥伦敦城自由经济体的辐射效应。

（二）高度重视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国际上成熟的自贸区实行宽松、开放、自由的外汇管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安排。

自贸区金融领域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宽松的外汇管制。中国香港、新加坡、纽约自由港等均无任何形式的外汇管制，外汇可自由兑换。如中国香港由于股利、专利权费等得到的利润和其他收入可自由地转移到境外。位于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区也一定程度上取消了货币限制。

迪拜杰贝阿里自由区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同时，自贸区离岸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力推动了自贸区金融的开放创新。新加坡离岸金融市场在政府的推动、健全的法律和高效的金融监管等三重加持下，有效防止了离岸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市场和非生产性领域，保证了离岸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自贸区发挥金融辐射效应的常规做法是设立促进金融发展的单独部门。典型的如香港的金融发展局（简称“金发局”）。金发局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开拓本港金融市场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金发局下设5个小组，包括政策研究小组、内地机遇小组、拓新业务小组、市场推广小组以及人力资源小组，推动香港金融自由效应向外输出。

区域性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连接则是建立包括自贸区在内的区域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欧盟统一货币方面表现较为明显。

自上个世纪欧元诞生以来，欧洲就一直为推进金融一体化而努力，并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如成立欧洲央行、以TARGET为代表的跨境清算系统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市场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协调等都为金融资源跨境整合提供了基础保障。

（三）放宽管制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通关和跨境制度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自贸区内的贸易便利化更强调通过简化程序、统一标准规范、增强透明度，从而优化流程、减少限制，降低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促进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

美国和香港为促进贸易，通常采用降低税率的办法。美国各对外贸易区除生产设备外，一般货物免缴进口关税，区内货物免征地方税及增值税。香港仅征收公司税最高为16.5%、所得税统一为15%、无增值税，并且还设有宽松的免税额制度和其他扣税项目，使税负得以再减轻。而根据2018年12月29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国大陆地区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制造业增值税最低为12%。

在经商便利化方面，香港除了制定各项自由的经济政策外，还提供多项便利商贸的措施。如对进出口贸易不设置管制，进出口手续极为简便。除少数受贸易管制的商品需进行事前申请并获批准后才能进出口外，一般商品的进出口无须报批，只需于14天内向香港海关递交一份填写完整的报关表即可。

荷兰鹿特丹港拥有海关中央电脑系统SAGITTA，在货物通关时由计算机自动根据风险给予四色灯提示。其风险分析系统不仅包括货物信息，也包括企业过往记录，从而得出客观评价，无需人工干预。

荷兰鹿特丹港 图片来源：https://www.portofrotterdam.com/cn/ 

表3 中国贸易便利化相关指标评价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促进报告2016》。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得性与利用率，尤其是国内市场准入、对外市场准入方面落后于亚太地区的整体水平，世界排名也较为靠后。

（四）推动生产要素流动自由

自由经济体无不是区域范围内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高地。主要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自由经济体对这些要素的进出几乎都不设立任何限制，反而通过建立相关的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来促进和监管这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香港、新加坡在资本流动方面的自由度已无需赘述，下面将主要从知识产权和人才引进两方面进行论述。

在知识产权方面，香港已成为知识产权国际化交易平台的理想地区，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为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贸易，香港贸易发展局打造了亚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与来自世界各地超过35个策略伙伴达成合作协议，包括香港科研机构及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并积累超过28000项可供买卖的知识产权项目。该平台持续推动香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服务输出和输入，实现年服务业增加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据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的司法独立排在世界第四位，是亚洲唯一居前十位的司法管辖区，全球最佳仲裁机构中排第三位，仅次于伦敦和巴黎。

在人才引进方面，新加坡尤其注重通过移民政策吸引全球人才，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工作迁徙目的地，甚至超过伦敦和日内瓦。

新加坡吸引人才的主要因素包括：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宜居洁净的城市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制度、文化的包容、职场环境的友好和低税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年收入2万新币，约10万人民币）。

另外，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人力部共同成立国家级猎头公司“联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在亚洲（包括北京和上海）、欧洲和北美均设立办事处，为有意到新加坡寻找职业发展机会的全球精英提供一站式服务。

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能力研究（HCLI）和人力资源公司德科集团（Adecco）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研究成果显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是全球人才吸引力最高的三个国家。

自2013年第一个自贸区成立以来，经过6年快速发展，从上海到海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我国自贸区建设形成了“1+3+7+1”雁阵引领的开放新格局，形成了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发展态势，成为新时期全国改革新高地。

2018年10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在不久之后的11月5日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增设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自贸区，将会承担更大更重更多的开放任务，12个自贸试验区在实验改革的区域广度和内容深度上都将全面升级。当然，要打造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依然面临如何推动创新的巨大挑战。

根据华略智库团队的多方调研和课题研究发现，我国自贸区发展仍然存在较大进步空间。

首先是我国自贸区的建立体现了政府简政放权、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思想转变，但体制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理顺；

其次是我国现阶段自贸区金融以扩大开放的“引进来”为主，离发挥自贸区整体金融“走出去”的辐射效应尚有进步空间；

第三是我国自贸区贸易通关成本依然存在下降空间，程序简化及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

第四是各自贸区应制定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人才引进政策，以防同质竞争现象产生。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

在2018年10月30日举行的“2018世界自贸区（横琴）论坛”上，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指出，知识产权专利保护不足、数据安全相关政策有待完善，以及人才可利用性等方面，自贸试验区都有待提高。

如果将视线拉开，我们确实应该有强烈的危机感。世界自由区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有3500多个自贸区，遍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在自贸区工作的人数超过800万，这些自贸区中有300多万家企业，对世界贸易贡献值超过30%。

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对于我国各个自贸试验区而言，下一步该怎么走？

笔者认为，基于国际上自贸区和自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要求，深化自贸区发展或新设自贸片区应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是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精简自贸区部门设置，增强自贸片区之间、自贸区之间的协同能力；

其次是大力推进离岸金融发展，增强金融辐射效应，加快跨境人民币支付平台中心（CIPS）建设；

第三是深入推进贸易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积极发展传统贸易与信息技术整合而产生的新兴贸易领域，打造“智慧贸易”高地；

第四是努力推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进一步缩减投资及国际贸易领域的“负面清单”，制定符合各自贸区自身发展现状的人才引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