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快捷入口哲学研究所网站《哲学研究》稿件系统《哲学动态》稿件系统《世界哲学》稿件系统《中国哲学史》投稿邮箱《马克思主义哲学》投稿邮箱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规律性特征，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内涵。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就是中华之道。中华之道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之道，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性揭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道理总结，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人类永续发展贡献的智慧结晶。“五个突出特性”能够准确地刻画中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能够精准呈现中华之道的内涵。连续性对中华之道具有奠基性意义，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根据，统一性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包容性是实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必要途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表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坚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前提下，充分实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化，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一气贯通中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的现代文明。【关键词】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哲学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两个结合”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现代发展快捷入口哲学研究所网站《哲学研究》稿件系统《哲学动态》稿件系统《世界哲学》稿件系统《中国哲学史》投稿邮箱《马克思主义哲学》投稿邮箱

开创新局面——写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以实际行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简介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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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这个重大命题的提出，拓展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纵深和文明厚度，也给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确立了一个更宏阔更高远的目标。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推动学科融合，调动优势资源，打造成果矩阵。本文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哲学研究”项目子课题研究成果。如何让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以现代形态得以延续发展，是深入研究阐发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理论归宿。这对于认识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两个结合”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据此我们认为，“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蕴含着的新文明观，尤其是“文化生命体”与“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值得重点研究。第二，从“文化主体性”角度反思古今中西之争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张志强研究员在《“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一文中指出“如何解决好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背后，体现着文化主体性的强弱”。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文明危机与困境；二是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寻；三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活力的激发；四是“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五是巩固文化主体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展开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阐发巩固文化主体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百年奋斗历程与中华文明的再造。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回顾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在近代，中华文明遭遇到了一些新难题，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一些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我们将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百年奋斗历程，从根本上突破这些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因素与困境，让中华文明重新恢复生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让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获得了现代的发展形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中华文明特性的现代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和概括，就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坚持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是掌握历史主动，树立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也是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不断实现实践创新的历史进程。我们将从“两个结合”与坚持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深入全面考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经由“第二个结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将着重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和概括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并分别考察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现代形态，深入阐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第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文明，同时也是一种坚持和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新形态的开创和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铸，将会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未来的人类示范一种可资借鉴的、具有大文明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文明交流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作为继承与发展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行探究与阐发。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往期推荐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社科要闻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社科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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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以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底蕴令人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新著《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一书，从多维度视角，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哲学阐释，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学理创新资源。该书鲜明地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在哲学层面的内在自洽性，认为通过对这些特性进行哲学阐释，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同时，全书强调了“五个突出特性”对于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性，认为这“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交流和推动社会和谐的关键。“五个突出特性”的丰富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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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的阶段性重大成果，共22项专著和论文，为新时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中国实践提供系统学理支撑。其中，哲学研究所两项成果入选，分别为：《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专著）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论文）。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始终牢记领袖嘱托，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实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切实抓好有组织科研，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更好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建构中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发布会从中遴选出近期产生的22项代表性成果面向社会进行集中发布，让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惠及大众、走进实践、走向世界学术舞台。01（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全二册）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提纲挈领厘清中国历史进程和社会形态演变的主线，简明扼要讲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特质。本书叙事年代从文明起源一直到新时代。采用章节体，叙述历朝历代主要史实，抓住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显著特点，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不同侧面展现客观真实的中国历史，阐明中华民族精神价值和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02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全二册）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按照文明成长历程，以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为主线，突出“文明地标”，凸显时代特色、世界意义，宣示中国特色文明定义，揭示中华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基因、现代元素和突出成就，展现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真相，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品格和世界意义。03“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文本依据，对“两个结合”提出的时代背景、发展脉络、构成要素、基本内涵、哲学基础、根本要求、基本路径、生动实践和重大意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入阐释了“两个结合”蕴含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深层揭示了“两个结合”对于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深远影响。04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内涵和哲学基础进行了系统考察，进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即中华之道。生生变化的宇宙论以及在变化中把握常道的历史主动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旺盛的创造力和自我变革精神，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根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及其背后的制度精神即公天下的理念，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在原理。一多相即、同异相合、自他互利，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哲学根基。05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历史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所内知名专家，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了考古学阐释，从考古学角度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彰显了考古学的时代价值，使考古成果得以服务于时代和人民所需。0620世纪中国美学史高建平主编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本书结合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来研究一个世纪的美学，做到以史带论，致力于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美学史。本书分为四卷：第一卷研究20世纪初，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后美学学科建立的情况。第二卷研究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美学的发展。第三卷研究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及文艺领域的一系列讨论对美学体系建构的意义。第四卷研究“改革开放”时出现的“美学热”和世纪之交“美学的复兴”。07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毛巧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立足丰富的学术史资料，回归20世纪50—60年代民间文学知识生产场域，引入“国家话语”视角，分析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理论建设，对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建、民间文艺学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文艺等领域进行深入阐述，纠正了之前学界认为1949—1966年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不足的偏见。08屈家岭：五千年前的众城之邦彭小军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书系统阐释距今五千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的社会发展状况。书中行文以考古学术史切入，以文化解析为主体，以文化影响为尾声，利用大量翔实可信的考古资料和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较全面展示了屈家岭文化众城之邦的社会发展特点。同时，本书梳理了相关考古遗存，系统论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起源、形成的路径和呈现的面貌特点。09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杨艳秋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包括：历史和历史学的概念、源流及其特点和意义；自历史学诞生以来历史观的演变，及唯物史观的诞生、内容及意义；历史认识的特性、认识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的近代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10中国近代文化史十讲左玉河人民出版社本书介绍和考察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十个主要方面，包括：西学东渐与中华文明结构的变化、晚清时期的中西宗教文明碰撞、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民国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醉心欧化”到“全盘西化”、晚清时期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尊孔读经与儒家思想的新发展、近代中国的中西文明差异比较、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转变。11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全三卷）史卫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陈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所具有的不同政治思想，并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本书上卷第一编陈述的是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第二编陈述的是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中卷第三编、第四编和下卷第五编、第六编，详述了金朝“治化”政治思想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12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研究张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和格局出发，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研究中华民族语言认同问题，一方面历时性地考察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的根基与流变，分析其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实语境中分析当下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的特征，探索语言认同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13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载体研究——“融通”与“结合”视角下的现代汉语问题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而诞生，文学语言革命成为百年来最重要的文化成果。现代汉语不论从语言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从百年来现代文学和社会应用的实践逻辑看，还是从文明传承的理论逻辑看，都是思想理论资源融通和“第二个结合”的最好例证。1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基于唯物史观的考察周丹《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思想观念上的凝练和升华。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功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双重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内容的观念反映，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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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维度梳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是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思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也是全面阐发其现代价值，从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理依据。首先，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也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建立一个历史的基点。在这个方面，历史学、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对于描述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提供了历史基础。其次，详细梳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历史发展，是全面研究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内容。第一，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历史发展。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必然蕴藏着文明发展的深刻道理。我们可以从“常”“道”“恒”“经”等相关观念入手，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第二，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的历史发展。一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承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文明创新史。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我们可以从“变”“化”“易”、学术变迁、经典解释等相关观念和领域入手，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第三，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历史发展。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的政治原理与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内在一致，是中国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认同，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关键。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我们将从“大一统”“家国”“正统”等相关观念入手，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第四，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各族人民的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的历史。“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历史上不是以地域、血缘、族群来区分少数民族与汉族，这使得中华民族始终不以种族主义来看待异质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我们将从华夷之辨、三教会通等相关论域入手，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第五，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人讲求“修齐治平”。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和谐的社会追求使得古代中国以较低的治理成本和较高的治理效率实现了对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和而不同的文明相处之道使得历代中国与世界各大文明保持着健康友好的连接。研究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我们将从“和”“合”“同异”等相关观念入手，阐释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深刻体现中华文明的突出和平性。除了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作历史梳理之外，还应当结合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从纵向的角度考察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历史上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既要分析三代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明清时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具有的不同体现和特点，又要着重分析周秦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辽夏金元时期、明清之际等变革时期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的体现以及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和意义。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简介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学史、儒家礼学思想史。往期推荐刘丰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以历史与现实相贯通、国内与国际相关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阔视野，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历史使命、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发展保证等基本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最强音，这在中华文明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持续深入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要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努力开创中国社会科学院繁荣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全面落实“三项共识”，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以科研为中心工作的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只有树牢政治机关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才能确保科研这一中心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行稳致远。2023年以来，院党组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彻底、态度鲜明、行动坚决，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对党忠诚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忠诚领袖、捍卫领袖、服务领袖的自觉行动。在主题教育中，汇聚全院干部职工智慧凝练形成“三项共识”，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天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端正和坚定了办院方向，推动“两个维护”政治要求落细落实。在形成“三项共识”基础上，院党组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共识”变行动，正确的办院方向落实落地。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相关院属单位设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室、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发挥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等作用，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和分领域研究。制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办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特殊交办任务实施办法（试行）》，设立专项工作处（室），专门负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关涉课题的全流程管理。对我院承办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逐一建立督查台账，专人负责，无缝隙跟踪督办等等，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踏上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全力推进“三项共识”深化落实，坚持把铸牢忠诚贯穿各项事业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不断提升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能力与水平。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举办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论坛。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组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统筹引领全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力量，吸引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开展战略性、原创性、系统性理论和实践研究。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根据党中央要求，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理论文章。切实加强中国考古博物馆建设，进一步提升展览展示水平。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战略任务，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行稳致远、赢得未来的前提和基础。202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上做学问，聚焦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迈上新台阶。完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推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丛书》（10册）、《世界简史》《“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清代国家统一史》《新时代中非文明交流互鉴》《数字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等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扎实推进第二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在学科资助体系内增设“‘绝学’、冷门学科”类别，加大对“古文字学”“梵文”等特殊学科扶持力度。在重大项目申报中，把学科交叉作为重要条件，各学部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积极开展跨研究所、跨学科合作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踏上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结合我院实际，以“创新方法、传承绝学、改革机制、振兴学派”为突破口，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贡献。一是加强方法创新，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搭建更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性研究平台，组建哲学社会科学综合实验室，搭建重点实验室支持平台、实验室孵化平台、数据库平台，探索建立符合数字时代发展规律的科研组织新方式，力争在3—5年内，建成世界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实验室。二是办好“绝学”、冷门学科。涵养有利于“绝学”、冷门学科发展的学术生态，保护壮大“绝学”、冷门学科研究队伍。办好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筹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绝学’论坛”，建设全国“绝学”、冷门学科研究高地。三是打造科研创新试验点，引领、推动学术创新。采取“顶层目标牵引、重大任务带动、优秀团队支撑、特殊政策保障”的科研组织新模式，瞄准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部署、理论和实践发展最前沿培育顶尖人才，推出顶尖成果。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科研创新试验点、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创新试验点为引领，以点带面，以优促优，逐步推动全院科研组织方式整体变革。四是振兴学派。组建一批以领军人才为代表的新型学术创新团队，构筑以学术认同为基础的内聚性学术群落，打造具有中国社科院风格与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战略学派。力争用3—5年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动形成两到三个有影响的学派。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抓好有组织科研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努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带领全院同志深入学习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学术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院党组同志带头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在中央媒体发表，部分发言和党课报告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心组学习文选、党课文选。全年我院学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名义在“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200余篇。出版《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组织策划《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丛书》。院属期刊媒体开设“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栏，连续刊发相关研究阐释文章。全年围绕中美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向中央积极报送对策建议。主办或协办“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第二届“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效果良好。踏上新征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自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精准定位，自觉把工作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科学谋划，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尽好职责、发挥优势。适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国家新的学科布局，优化、设立相应领域的研究单位，确保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留空白点。集中精力把院属研究所打造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学术重镇、引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旗阵和新时代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高端平台。抓好有组织科研，瞄准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调整学科布局，选择具有战略意义且能够胜任的创新领域深耕细作，引导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者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向“党和国家需要什么就努力研究什么”转变。坚持以学术方式传播中国思想、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在中外学术思潮的激荡中，清晰响亮地发出中国学术自己的声音，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认同，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肩负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肩负着时代的光荣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将把重托举过头顶，把使命记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敢作善为，奋力开创中国社会科学院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贡献！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第5期往期推荐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社科要闻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中国思想体系中的“体用”范畴，具有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多重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要内涵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理解文化的功能，强调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明确提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揭示出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用论;理论品格是一种理论或思想所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和特征，是判断观点和论断是否升华为理论乃至思想的重要标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当前，理论界将此普遍解释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同时，学者们也对“体用”这对中国哲学经典范畴的多种含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论述了其所表征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为准确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理论品格，提供了必要的学理性支撑。从“体用”范畴的上述三个维度出发，本文力求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在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进一步明确其在文化建设上的布局要求，不断推动文化建设基础上的文化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一、把握主体本位和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作为中国思想的固有概念和体现中华民族智慧的重要范畴，“体”首先指代实体、主体、形体等，也就是可感知的有形事物或者具有独立性的东西；“用”则意味着该事物的作用、功能、属性等。《荀子·富国》指出：“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即认为万物并存于宇宙之中而形体各不相同，虽不能主动地迎合人们的需要却对人都有用，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具体到文化这一事物上，“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近代以降，“体用”与“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相交织，被中国知识分子赋予文化的主体本位与功能客位的含义，以此回应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试图破解追求近代文明之“用”同维护自身文明之“体”无法兼得的困境，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功能的相互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发展样态，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体现着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尝试摆脱德国观念论的影响，从人的主体性而非绝对精神或绝对观念出发来把握文化，指明人的主体性能够使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成了关于文化即人化的认识。立足满足人的需要、人的社会活动或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探讨了文化对人的需要的价值规范和个体行为的作用，特别是对人的教化，使之不断实现本质的自我确证；考察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包括文化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宗教文化对资本主义文明起源的塑造功能等。恩格斯揭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延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始终主张文化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坚持文化主体性，并且把文化的功能拓展为传承社会经验和知识、维持社会历史连续性、增强各民族自我意识、为社会发展凝聚力量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主体性和功能的基本观点、中国传统体用论的主体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实现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从文化自信的高度出发理解文化的功能，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前提在于文化主体性确立和巩固，从而深刻把握文化的主体本位及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使之成为这一重要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主要表现。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彰显对文化的地位及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思想不仅用“灵魂”来描述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的地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而且创造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将它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阐明其重大意义，即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性。中国既是一个拥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如何使中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如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力量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把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归结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认为唯此方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与发展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有文化主体性、什么是文化主体性、怎样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指出，一种文化只有具备主体性，才能够形成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才能立得住、行得稳、走得远。没有文化主体性，就不能更好汲取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对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也难以具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和意志。有了文化主体性，便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与肩负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即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以国家形式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充分表明它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3]。换言之，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史即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变革的过程。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到明清朴学、乾嘉之学，其间虽历经焚书坑儒、五胡乱华、靖康之耻等浩劫，却始终屹立不倒、文脉赓续。究其原因，就在于积淀了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根基稳固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中华文明遭受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一度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占据主导，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日渐式微。为了破解中国自近代以来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背后体现的文化主体性强弱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奋斗，成功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3]，体现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从上述意义上讲，中华文化主体性中的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民族的，更是当代的、世界的。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就在于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两个结合”光辉典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从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关系维度阐述了它的标志性意义。不论是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还是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抑或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二、坚持透过外在现象看内在本质并揭示规律在中国思想体系中，“体用”范畴的第二层内涵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里的“体”不再是独立的主体、有形的实体，而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最高本体或本原，是事物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事物内部包含的必然性的综合反映。与之相对，“用”则指代本体派生出来的具体事物，是在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中表现出来的外在联系和客观形式。宋明理学经常在上述辩证的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并以此建立起儒学的本体论。例如，程颐在解释《周易》时以“理”与“象”说明体用关系：“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5]这就是说，“体”和“用”既有密切的关联，又分属不同的层次，前者具有形而上的优先性。秉承这一思路，朱熹进一步指出虽“体用一源”，却始终存在“体”和“用”的先后之分、精粗之别，这两者之间有着逻辑展开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如此，朱熹还对“体用”范畴进行了广泛运用，甚至扩展到关于心性的阐释。显然，“体用”范畴同样适用于对文化的理解，因为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需要人们打破习以为常，形成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或文化存在形态中把握文化的本质，揭示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与内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文化不论是表现为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形态，在本质上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内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在实践结果中变成现实的人的意识。因此，在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存在着同这个阶段的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现象。简而言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起初，人们把自身生活的决定力量归结为各种自然物，将自然神化为宗教信仰和崇拜对象，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随着人的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其生活从根本上取决于他们自身，进而形成关于文化的初步概念，在文化与自然之间作出区分。到了阶级社会，文化从对自然的崇拜中摆脱出来，逐渐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继而发展到同它的创造者相对抗甚至异化的程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点。相比于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使人脱离直接的相互依赖，因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让人彻底陷入物的依赖关系中。它否定无产阶级文化，是工人阶级发展的思想阻碍。因此，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使文化复归其本质，建立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文化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对象，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在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够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利的文化条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贯穿着坚持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这与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彼此契合的，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观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条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这种结合从可能变为现实的明证。这一重要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的重大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实现了透过文化的现象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极大地展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究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提法中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身即已指明了它的本质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3]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什么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就其发展方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而非背离现代化、世界、未来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非媚外的愚昧的小众的。其中，面向现代化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同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坚持与时俱进，充分汲取现代文明的成果，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面向世界表明了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深化交流互鉴，积极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面向未来昭示着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探索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使命，先后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赋予文化建设更加重大的使命任务，使之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全新内涵。在进一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深化了对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准确把握到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交流的相互关系。历史和实践表明，继承、创造、互鉴是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内在动力、必由之路。一方面，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互关联、互为前提，文化传承的重要目的在于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新，唯有在传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辩证地阐释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创造属于当今时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既肯定文化的传承性又强调文化的选择性；充分认识到文化发展与文化建设的本质在于创造性实践，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在“两个结合”中实现文化的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离不开文化交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有差异、相互交流和借鉴才得以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强调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3]。必须更加广泛地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更加充分地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三、实现根本原则同具体方法的有机结合原则与方法的关系，是中国传统体用论的第三个维度。除却本体和实体、本质和本原，“体用”范畴中的“体”还有根本原则、内在目的之义。相应地，“用”则为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内在目的之实现方式，也就是具体方法、外在手段。先秦时代同“体用”意义相近的“本用”，早就表达出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含义。人们所熟知的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起初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揭示出来，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的正式提出，最后由张之洞作出了全面阐释，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所谓“中学为体”，是指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西学为用”则意味着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根本原则的“中体”，绝不意味有一个自我封闭的、僵化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中，实现传承、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样有着作为前提的一些根本原则。诚然，对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等的考察，构成了文化理论的普遍性内容。但是，文化从根本上只有置于社会历史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基本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大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每个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环境或地位不同，使得他们的意识之间出现差异，形成各种各样的文化观念。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为了给予社会存在以合理性的论证，每个时代都会有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并由此产生了文化领导权。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列宁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总结了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法，包括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文化特别是以阶级政治意识为代表的先进理论“从外面灌输给工人”[11]等。同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也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原则，它内在地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导向。习近平文化思想把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体用论中的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相结合，系统阐述了文化建设中的若干根本原则及其具体运用，诸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与方法路径等，充分彰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谱写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新篇章。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掌握文化领导权始终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一大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迅速占领文化思想阵地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党对思想文化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再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把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党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既有“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2]、“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3]、“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12]等带有原则性的重大判断，又有“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5]、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等方法论意义上的具体部署，表明了对新时代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和原则性问题。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党性和人民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有机的统一性。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然意味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确立上述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和火热生活”“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13]。关于新时代文艺工作，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一方面，要守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把人民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坚持养德、修艺相统一，引导文艺工作者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培育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造就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除此之外，习近平文化思想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同现实、国际和国内的结合上，阐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即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具体而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要立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提升为中国理论，绝不一味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照抄外国理论，从而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要把文化自信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全面养成昂扬向上的民族风貌和理性平和的民族心态。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秉持开放包容，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以此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形成一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明成果。对于文化建设而言，守正是确保不迷失自我和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则是为了把握及引领时代。不仅要守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牢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四、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关于体用关系的表达上，明体达用和体用贯通的内涵是一致的。明体达用出自北宋胡瑗提出的教育思想，始见于元代张光祖对其教育思想的如下概括：“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18]它的原义是将圣贤之道传授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用于小到为人处世、大到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安邦的实践。换句话说，就是内在地挺立道体、坚守义理，以此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宗羲尊其为“宋初三先生”之首、宋学第一等人物，钱穆认为这一思想代表着宋学精神。相比之下，体用贯通则是现代才有的说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体用贯通、明体达用被赋予新的内涵，用以表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大显著特性在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通过实践的方式取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又根据获得的知识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实现了实践产生认识、认识指导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理论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基础、前提、动力以及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一定的意识支配的，故而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总结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实践是不断发展的，这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须不断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必须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主张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深刻表明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包括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涵盖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实现了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建设发展的有机统一。综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的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无论是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的创造性做法、“九个坚持”对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内在规律的概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提出、文化建设方面“十四个强调”的阐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总结、“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揭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及其遵循原则的阐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目标要求的明确，还是在主持召开文化建设各主要领域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一系列目标任务、多次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全国各地考察各类文化传承发展项目并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与中国方案，都展现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特点。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其鲜明理论品格的形成，从根本上离不开坚持问题导向。新时代开启之时，我们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度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民族复兴凝聚起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不足，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缺乏斗争精神；一些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虚无论”“无用论”“教条论”等认识误区与错误论调；一些错误思潮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有所滋长；“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13]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工作性，全面论述了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立场、重要方针、创新要求、力量整合等，就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本清源、举旗定向之效：“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20]进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思想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各种观点泥沙俱下，一些错误思潮乘虚而入，鼓吹“共产主义虚无缥缈”等；一些人刻意歪曲历史、丑化英雄，甚至抱着泛娱乐化、泛物质化的态度；社会热点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一些孤立事件和民生问题经过网络传播成为舆论事件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在守正创新中继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一时期深刻总结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基本经验，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提出了“九个坚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系统阐述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提炼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优势，擘画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及其具体要求，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等，“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21]。新时代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和关键的历史节点。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需要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从而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包括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始终面临风险挑战以及文化建设仍存在不少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文化使命及其重要原则，明确提出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的方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径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指导我们谱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华章，而且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参考文献[1]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行2024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集中发布在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方面取得的首批重大成果。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致辞

摘要和关键词【摘要】从学理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及其主要表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切实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并基于社会关系来把握人的本质，反对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同理论起点。在核心理念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人文化成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主张，在逻辑上是相通的。明确人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构成了正确认识人的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不难看出天下为公追求和共产主义理想相通、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相合。【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人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学理化阐释，从而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眼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从“结合”的前提和结果、“结合”与中国道路的关系、“结合”的创新性、“结合”对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等方面，深刻揭示出“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和重要作用，为准确理解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彼此契合”为什么是“结合”的前提、它何以成为“结合”的前提等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聚焦“第二个结合”的前提，尝试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维度，梳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重要表现，以此管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一、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把握人的本质在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的内在逻辑之前，有必要对“契合”“结合”这两个词语本身作释义。简而言之，“契合”是指相融、相通、相合，“结合”则意为彼此发生密切联系。仅从字面意思上，可以看出“契合”是“结合”的前提，即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有着许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1,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如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类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2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契合，首先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按照形式逻辑的基本观点，将什么作为出发点，是思想观念或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决定着它们的根本特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将现实的人作为理论起点，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强调人自身的社会性和主体性，反对各种形式的抽象的孤立的人。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时，马克思就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宗教观念批判、把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归结为宗教的人的做法，提出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在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与物质生活条件。这些前提“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故而“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3。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现实的人，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既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按照经验论方法，以孤立的个人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做法，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渔夫”“猎人”,又否定了卢梭基于道德哲学的自然法构建的相互间具有契约关系的独立的人，认为他们皆为脱离现实和历史的虚构。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重要哲学问题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根本性变革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其“新世界观”的形成时期，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生产生活和人的本性的考察，先后提出人类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中、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以复归人的真正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4、“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5等命题，最终得出如下结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在这里，马克思批判的是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后者的核心要义为人的本质问题，其虽反对思辨唯心主义将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做法，却没有正确理解实践和在实践中的社会性，错误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感情和爱。人的本质不仅表现为人与动物的类区别，而且体现于每个现实的人身上，彰显出个人的特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之所以使人的本质具有现实性，就在于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一方面，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凸显不同的现实的人，使人的本质真正地具有现实性根基。另一方面，人在诉诸实践积极实现其本质的过程中，又不断将这一本质外化并创造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这一切的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不是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和其他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简单相加”(Summe),亦非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泛泛加总”(Gesamtheit),而是一切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综合产物。早在中华文明发轫之初，人就已经作为真正的实体和主体而存在。中国古代传说将人而不是神视为文明的创造者，诸如发明用火的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养蚕制衣的嫘祖等。中国人很早便认识到人的社会性和主体性。以人自身而非超越人的神明或外在于人的物的世界为起点和本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先秦诸子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取代了先前巫术下人神分立的二元世界。无论是《尚书》中记载的周武王所反复强调的民就是天，还是《左传》中阐明的决定国家命运的因素不在于神灵而在于人，抑或《老子》中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7,都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现实的人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地位。不止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揭示了现实的人何以成为主体的根本原因。《中庸》对此解释为人所具有的“仁”的品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人对他人做到爱人、立人、达人、忠于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把人置于家国天下中，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反对将人视为孤立的个体。从人的身心贯通到家和国再递至天下，融个人修养、家庭伦理、政治理想、世界图景为一体，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的诸方面。究其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即为实践活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生的最大意义莫过于通过修齐治平的生命实践，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充分昭示着，正是人的社会联系的日趋扩大与强化，各种社会关系的愈发复杂和多样，现实的人在自觉地和合理地处理好这些关系的实践中不断彰显自身的本质和价值，才使得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把握人的本质，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自西周时起，由分封建国奠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表明人的政治生活是建立在伦理关系之上的：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以“亲亲”为起点。相应之下，家庭中的“亲亲”,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尊尊”之间的“长长”。也就是说，人的全部社会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础，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原型。因此，《大学》首章明确将治国平天下视为修身齐家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延伸，并且直言“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9。《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0这些皆充分说明，基于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本质及其发展，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的高度契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二、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融对于任何理论来说，起点和目标之间具有同一性。以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为出发点，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认识人的本质与发展，内在地要求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为核心理念。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核心理念上有着内在一致性。为人类求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主题和核心要义。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皆服务于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首次明确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索人类解放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里的人类解放，不是人在观念上摆脱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物的统治、形成关于人自身的“类”的观念，也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是现实的人的解放、人的真正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其中，“自由”是指具有社会性和主体性的人，彻底摆脱物对人的统治和人对人的奴役，突破外在条件的限制进行自主自愿的有意识的活动，极大地发挥人的自由天性及独立个性。“全面发展”则意味着克服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分工导致的人的片面畸形发展，让人的各方面能力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和充分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1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建立在对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综合分析上得出的。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交换在于劳动同商品的交换，以至一切活动及其产品皆转化为交换价值的深刻认识，马克思在阐释交换价值所表征的社会关系时指出，交换价值使得现实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及其表现形式，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事物。一方面，处于自然地或历史地结为家庭、氏族和共同体中的人，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料直接进行生产，或者在一定的劳动形式下参与生产，由此形成并决定着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及其产品皆转化为交换价值，从而使其全部的个性都最终被这种一般性的事物否定。换句话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其活动的社会性质不再表现为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异己的和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他们从属于一些由彼此独立的人之间利害冲突产生的不以人自身为转移的关系。进而言之，这种异己性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颠倒性，也就是人的社会关系和能力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和能力。相应之下，物的能力越小，人的能力就越大，反之亦然。“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12在现实的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实现其能力的情况下，如若使之从物那里夺回这种权力，就要赋予其支配他人的社会权力。马克思认为，从现实的人彼此不存在社会权力到他们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再到其重新取得属于人自身的社会权力，即复归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其中，现实的人之间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阶段，其基本特征为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局限于相当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第二个阶段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在这个阶段上，随着商业的形成、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家长制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等均会没落，现代社会同步发展起来，涵盖普遍的物质生产、全面的社会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和系统的能力的体系最终形成，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前提。第三个阶段则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3,在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调节，保证所有人都享有富足和充裕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使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均得到最充分而自由的发展。人文化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所在。它的最早出处《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其意在强调以文治教化为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天文”与“人文”相对，分别指代天道自然、文治教化，也就是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所谓“文明以止”,同时意味着“文明而止”,即达到“文明”的程度。《周易》中的“文”和“明”是两个词，它们都与“道”有关，前者指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外在表现，后者则为对这些内在规律的理解和把握。可见，“文明以止”蕴含着深刻的理性智慧和人文价值，昭示着人们诉诸文治教化，从根本上通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美境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由之，人们既要观察事物自然规律以明确耕作渔猎等生产活动的时序，又要把握礼乐典章制度以规范自身行为，进而推及天下，使文明由所有人共创，让文明的成果由所有人共享，确保人与社会均得到充分的发展。从人的这种自由性和全面性来看，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人文化成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发展，也是构筑于对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的把握之上的。面对春秋战国时期争斗不断、僭礼之事层出不穷以致礼崩乐坏，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充分认识到物质基础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阐释了富而后教、礼乐教化、人文化成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人的发展首先应当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空谈教化是没有意义的；“贫而乐”固然难能可贵，但“富而好礼”方为较高层次的追求15。以礼乐为内容的教化，不是一般性的知识传授，而是把礼乐视为“仁”的外在表现，用来提升人的德性素养、规范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从而有效地推进天下大治。经由儒家进一步发展的人文化成理念，不仅阐明人可以发现和掌握自然界发展规律，按照自然法则行事，做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6,而且强调人能够用其创造的文明成果来不断完善自我，继而推己及人、化成天下，达到“我欲仁，仁斯至矣”17的精神境界。就上述境界追求而言，人文化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彼此契合的。诚然，囿于其产生时代的社会发展程度，人文化成理念未能也不可能像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说一样，提出并深入分析人摆脱物的依赖性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个性；它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社会，只能沦为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文化成理念超越其所属时代发展水平的诸多主张，特别是人的思想境界和人文素质的提升，已经内化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相融，为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前提。三、天下为公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相通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基于人的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必然要涉及它们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按照哲学的一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理念从可能转化为现实，离不开对社会存在及其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也就是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是实现人文化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均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是在为人类求解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形成了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阐述，指出共产主义既是崇高的社会理想，也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运动。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8。作为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复归人的本质的运动，共产主义是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经环节和根本途径。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性普遍交往，构成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阐明了共产主义是代表着人类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高级社会形式，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一般特征进行了阐释。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共产主义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主张消灭表征着剥削关系的私人占有而非否定个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从而克服现实的人同其自身劳动相分离的异化状态，使劳动本身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真正实现特殊劳动和一般劳动的有机统一。在共产主义这个“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0。相应之下，作为社会产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产品，划分为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联合体成员的消费资料。相较于商品生产中的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决定着联合体成员所得生活资料份额的劳动时间，既有调节不同劳动与各种需要之间适当比例的社会职能，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所得生活资料份额的尺度。由此可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绝不表明要用均分社会财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取代私有制，马克思特别反对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更不意味着同资本主义的绝对的、全部的对立，而是要占有资本主义所推动实现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吸收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断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就在于它着眼于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推动人们的普遍交往所形成的真正的联合，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与人的自由个性相统一，而不是固守于单个个体的人、抽象的集体、虚幻的共同体，更不是单方面强调集体至上而压制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人唯有在共同体中方可获取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从而有可能实现自由个性。然而，过去的那些冒充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却又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因素。一方面，这些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是相对意义上的，仅仅存在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成员中。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各个人，看似由于其生存条件具有偶然性质而比先前更自由些，实则愈加屈从于物的力量从而更不自由。另一方面，每个人在这些共同体中的“联合”,只是分工和相同的生活境遇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除却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这种“异己”的联系，再无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因此，必须推翻社会中各个人借以表现为整体的形式，破除虚幻的共同利益制约下的人的有限自由，形成自我主宰命运进而掌握全体社会成员生存条件的人，继而由这些人组成的真正的共同体，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作为首要条件，实现处于普遍交往中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1就扬弃私有制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均出自《礼记·礼运》,其作者认为孔子最早提出并区分了“小康”和“大同”,指明大同世界的根本精神在于天下为公。在原初的语境中，小康世界对应的是夏商周时期，其社会基本制度为私有制，人们以家庭为单位占有生产生活资料，“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22。在此基础上，整个社会形成了严尊卑、别善恶、明赏罚、界内外的秩序，在当时达到了一定的文明水平。与构筑于私有制至上、等级森严的小康世界不同，大同世界主张超越私有制、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为目标，人们共同参与劳动、奉献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强调选贤任能、人人平等参与公共事务且各尽其能。天下为公的追求发轫于旧有礼乐秩序崩解的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出对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和大同社会的向往，表达了让广大人民共同拥有公共权力的愿望。从根本上说，天下为公的追求彰显出中国古人对建立于“公”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思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23中的“中国”,意味着中国古人所认识的整个世界，既是天下共主的国家形态，又是诸侯林立的世界体系。“公”则表明维护各国共同利益、以德行仁、重视民生民意的王道，而非只顾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以力假仁、旨在称王称伯的霸道。至此，以王道为主要理念的天下为公追求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观念，为构建协和万邦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思想起点。和共产主义一样，天下为公也是一种站在人类立场上的崇高的理想境界，它要求作为个体的人超越一己一家一国之私，产生对人与人之间同类相通、广泛爱人的感情。关于这一点，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普遍共识。例如：孔子以爱人诠释“仁”这一核心理念，教导青年人要在具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基础上，坚持忠恕之道的原则，真正做到“泛爱众”“亲仁”“学文”24;秉承以爱言仁的理念，孟子进一步提出人皆有恻隐之心，即对他人的同情之心是人性的本有之义，主张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5;墨子将春秋战国时期动乱的根源归结为不相爱，强调“兼相爱、交相利”26,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出发实现爱人与爱己的统一、利人与利己的结合等。由此，先秦时期形成的以坚持博爱传统和实现普遍利益为主要内容的天下为公追求，成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大道”。无论是宋明理学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还是中国近代仁人志士探索实现国家富强乃至大同世界的坚定决心，不断拓展天下为公的思想内涵，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之间的高度契合性，通过坚持胸怀天下实现了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四、民为邦本思想同坚持人民至上相合如何认识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中的地位，特别是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关于人的本质与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同唯心史观相对立，唯物史观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深刻揭示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实践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一次彻底解决了谁真正创造了历史的重大问题。遵循上述观点，马克思主义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根本立场与科学方法的有机统一，使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内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也强调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坚持人民至上一样都重视民意和民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于人民性，它的创立就是为了改变人民的历史命运。综观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社会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因而社会发展的历史亦为人民群众创造活动的历史。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人民群众，一般指代推动历史发展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总和，其主体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27相应之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首要表现在于，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与此同时，任何精神财富的形成和发展，包括科学理论、文学艺术等，都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生活。换言之，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其创造历史的另一个集中体现。除此之外，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表现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反复证明，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皆为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动摇直至摧毁那些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任何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的社会变革，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28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要求坚持人民至上，并且同时构成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意蕴。所谓世界观和方法论，概括而言便是从根本上解答事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方法论，要站稳人民立场、持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确保人民共享。具体来说，就是坚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将人民是否拥护和赞成、是否满意和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评判标准；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要位置，紧紧抓住人民最为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进步，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汲取人民的智慧和经验，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实现发展、推进变革；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维护和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重点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民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所在。自夏商周时起，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即已看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民生问题同国家兴亡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民为邦本”典出于《尚书·五子之歌》,原文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29,意指民众为国家之根本，只有根本牢固即民心稳定、民众安康，国家才能够安宁。事实上，早在《周易》中就出现了与民为邦本相一致的表述：“然在上治民，就如山在地上。厚其地，山便不颓；厚其民，上便不危。”30尔后，聚焦为什么要以民为本、如何做到以民为本的基本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民为邦本思想。其要义主要有：重民轻神的神民关系和民贵君轻的君民关系，意在强调民众之于国家存亡和政权续绝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上富民、在政治上重民、在文化上教民，是践行民本思想的三个层次；总结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规律，承认民众在受到君主残暴统治时可以推翻旧有统治；等等。尽管中国古代的民众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就承认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维护民生并肯定人民力量而言，民为邦本思想与坚持人民至上是相合的。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有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爱民、利民、养民之策。举凡：《尚书》中记载的“安民则惠”“怀保小民”“敬天保民”“明德慎罚”31的施政原则；孔子基于“仁”的理念提出的“庶”“富”“教”的养民之策；孟子强调的为政者应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32;荀子阐明的君臣皆应以富民为己任继而实现国家富强；董仲舒主张的统治者要广施仁政、莫与民争利；朱熹把体恤民众归结为天下国家间最重要的事情；王阳明系统阐释的修己安民、力行保民、至善仁民的观点；黄宗羲指出的通过合理分工达到君民共同治理天下的理念；等等。这些原则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吸纳，并被贯彻到民本政治实践中。不论是重农抑商、务本兴农，还是轻徭薄赋、减省刑罚，抑或使民以时、勿使扰民，都是很好的例证。从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语境来说，民为邦本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也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从历史根本动力看人民群众作用的思想高度。然则，正是由于民为邦本和坚持人民至上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使其具备了在古今中西之争中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近代首次传入中国之时，是被人们冠以“安民新学”33来接受的。易言之，民为邦本思想对中国人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充分激活了中华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坚持人民至上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原则方法、宝贵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34注释1

毛泽东同志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光辉典范作者：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来源：本文系作者在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6期，转自“中共党史研究”公众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提供了有利文化条件。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大力开展理论创造和文化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一）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在对各种新思潮的比较鉴别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早年求学期间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将其深深融入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和创新理论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上下求索的毛泽东同志指明了人生方向。经过反复比较鉴别，他从形形色色的思潮和主义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果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行动指南。（二）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加以实地调查研究。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通过对湖南、广东等地农村的调查，为破解中国革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走向胜利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基础；针对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等错误倾向，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这些重要观点凝结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贯穿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同志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明确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经过不懈探索，他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回答了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等根本性问题，并对经济、文化等基本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写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两个结合”的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又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实事求是”一词源自《汉书·河间献王传》，经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改造，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科学内涵，从而上升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毛泽东同志运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进行改造升华，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制定了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活的灵魂为根本标识，毛泽东思想突出体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两个结合”的伟大理论创造。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巩固和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毛泽东同志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探索建设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为巩固和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立了不朽功勋。（一）关于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在其伟大的一生中，推动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前提和基础，锻造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主体。他指导党进行延安整风，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指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领导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这一切，确保党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始终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二）关于坚持人民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把“人民”二字写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旗帜上。他积极推动民众的革命文化运动，组建革命文化团体，创办红色报刊，宣传普及革命文化；撰写《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明确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华文化的人民主体性昂扬挺立起来。（三）关于开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确立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指导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关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毛泽东同志领导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二个结合”，牢牢树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四）关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毛泽东同志主张洋为中用，指出“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三、赓续中华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规律性认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推进文化繁荣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宝贵经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马克思主义是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推进文化传承发展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华文明的根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继承发展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思想和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更好构筑并向世界提供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二）弘扬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守正创新是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品格。毛泽东同志在指导和引领文化传承发展中，既坚持老祖宗，又讲了很多新话，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弘扬守正创新的正气，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把稳文化发展方向；弘扬守正创新的锐气，以昂扬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断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我们要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绮丽瑰宝，既有人类文明底色，又独具中国特色。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坚持弘扬并不断丰富发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往期推荐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社科要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保持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以现代化的形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文化与文明的关系近代以来，我们在理论概念的使用上有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将本来源自西方的概念直接翻译成中文后，想当然地将中文翻译视为与西方根源混同起来，从而总是尽力在中国的语境中发明出这些概念的普世性特征。这种发明具有着不自觉地建构性意义。“文明”这两个汉字与“Civilization”这个西语词的纠缠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Civilization的词根是拉丁语公民和公民身份的概念，因此其天生具有一种身份意识，一种自我特殊化的意识，正是这种自我特殊化才会引申出文明等级论，再与历史进化论结合，变成单线的文明论，单线的文明进化史观。中国的“文明”概念则没有自我特殊化的特征，汉字“文”的概念是一个人面对天地敞开自我的形象，“文”是把自己内在的天地之德彰显出来的一个过程，文明是开启自己，是把自己内在的天地之德开显出来的过程。天地之德是克服自我中心的德性，因此，汉字的“文明”所表达的文明观，就是克服自我中心，从根本上消除文明等级的文明观。在此意义上，文化与文明在天地之德开显的意义上是同义的，在汉语语境里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区分。我们也可以说文明就是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实践，就是人文化成的生命成长的实践。用文化生命体的概念定义文明，意味着文明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更是天地人的互动过程及其成果。文明中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天地人共同构成了“文明”，构成了“世界”。文明就是文化生命体生命实践的过程。文明、历史、实践、文化具有着同义性。从文化生命体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上层建筑对于现实的再生产，对于社会的再生产也具有强大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条件下也发挥着某种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文化作为实践的产物也具有物质性，而且文化也只有变成物质力量才能创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将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统合为一种实践总体性的作用。正是文化让生命体具有了统一的自我、成为了一个具有创造功能的主体。二、“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的把握，核心在于从文化生命体角度理解文明。文化生命体需要不断的生长，不断进行新陈代谢，去粗取精，取精用弘，需要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能仅仅以理论的形态停留在生命体的外部，需要充分转化为生命体的内在有机组成，成为生命体自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意义。从文化生命体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力，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华文化的生命。中华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基础，提供了大众基础，提供了生活实践和生活世界的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通过中华文化创造出了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创造出了中国人民的新生活，新的生活世界。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正是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化，中华文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立足于文化生命体来看待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系，两者就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自然生长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一个遥远目标，而是一直在进行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行动的总纲领。认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需要我们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作为文化生命体的文明，肯定是多元多样的，文明多样性具有着生命多样性的特征，但同时又必然具备着文化生命体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来自于人与天地之间的德性关联，也正是由于这种德性关联使得文明之间可以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中相互共生，在共生中团结成更大的生命共同体，创造出共同的人类文明。因此，人类共同的文明不会是根据抽象的普遍原则构造出来，只能从不同文明间依循天地之德进行的交往互动中形成。从古老中华文明中生长出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全人类示范了一种现代文明、一种新文明的形态，一种将中华文明特性加以现代转化和创造的现代文明，一种将现代文明的精神和价值扎根于古老文明的有机生长之中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结合成一个文化生命体实践的有机总体，把建设一个符合“社会的人类”本性的“人类的社会”作为文明的目标，把建立在不同文明主体性之上的不齐而齐、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的文明秩序作为全人类的文明理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昭示了一条新的文明道路，那就是只有牢牢把握文明发展的主体性和创造权，才能创造出自己文明的现代形态。根据这样的文明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定是一个各美其美、不齐而齐的人类文明百花园。（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哲学研究”项目首席专家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其形成和创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地位，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中赋予文化建设的地位，是相匹配和相适应的。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关键性意义，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撑性意义，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性意义；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文化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用主流价值观教育人民、凝聚认同的重要载体。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丰富发展，是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性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哲学高度，深刻阐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中，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文化唯物主义派的看法，文化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生产性，文化具有现实再生产的功能。因此，文化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具有中介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经济基础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之外，同时发挥着某种程度的基础性作用。文化的中介性作用是促使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力量，因此，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发挥着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统括为一个总体的作用。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文化作为中介性的力量，构成了实践的总体性。与文化在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中的突出重要性相匹配和相适应，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伟力。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需要，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上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深刻洞察和战略擘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和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全面的战略擘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概括言之，一是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带来的社会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不断扩张；二是信息化条件下传播媒介的快速迭代带来的新的传播规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就在于如何能够快速掌握新的传播规律，不断深入新的社会领域掌握文化领导权。文化具有遍布国家社会、公私领域的弥散性特征，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文化的物质性及其对于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文化建设，全面掌握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文化建设在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行了体系性思考，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文化建设提出了系统性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立，是在新的起点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需要。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始终的主题。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确立起强大的文化自觉，树立起文化主体性。坚定的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是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建设文化自觉和树立文化主体性，文化建设的宗旨就是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性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亟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起精神独立的文化主体性，这是捍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文化建设的使命，就是通过坚定文化自信，使我们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丧失自我从而导致丧失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统合能力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上，深刻把握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突出位置，是对文化的教化功能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文化教化作用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个着力”中，特别强调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第二个结合”的提出，集中表达、系统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了激活与再造，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底蕴。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文化建设，需要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深刻回应时代需要和人民需求。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教化的政治作用的认识。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政治与教化、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文化之间在共同目标之下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认识。政治与教化、伦理、文化之间互为手段与目的，共同打造出了天下文明的伟大格局。中华文明的这一特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关系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的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激活和再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全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体系性指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思想基础。我们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结合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结合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史，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性构成，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贡献智慧和力量。文章来源：《福建日报》2023年12月12日第9版张志强，1969年10月2日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系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8.3-2019.3年任甘肃省武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挂职）。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古典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佛教、明清至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专长为近代佛学，清代至近代的经史学，阳明学，晚明以来的三教关系等。共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三部，主编辑刊一部，发表论文50余篇，译文多篇。作者介绍、推荐

摘要：基于近年来新的考证和发现的文献，从发生学上重新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有助于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复原”他们之间的三次思想论战过程，本身即是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呈现。其中，马克思在围绕“犹太人问题”同鲍威尔的持续论战中，初步建立起人的解放理论和以群众为历史主体的群众史观。此时，马克思所秉持的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在与鲍威尔及其伙伴所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论战中，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史的初步考察，并将现实的个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随后，马克思又一次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新观点，正面阐释了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及动力机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分工的后果与发展前景、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等，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关键词：唯物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十分深刻，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重视文化教化功能的中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并进而形成系统成熟的文化思想，在党的理论史上也是创举。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时代发展大势，深刻认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党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党对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体用贯通的理论体系，贯穿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标举出鲜明的宗旨，由统一的原理所塑造，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导性意义。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意义。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有了高度的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信息化条件下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和世界范围内文化激荡交锋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全面的战略擘画。对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对牢牢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性，形成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党从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坚实保障。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把文化建设摆在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将文化与宣传思想并列，表明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建设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基础性意义，充分认识到了通过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哲学高度，深刻阐释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高度重视精神独立对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唯有精神上达到了一个高度，中华民族才能在历史潮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建设的突出强调，深刻把握住了作为“五位一体”之一的文化建设，实际上发挥着统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诸领域建设的基础性作用，由文化建设所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保证了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了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奇迹，促进了物质与精神双重共同富裕。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对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说，“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坚定的文化自我，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是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工作布局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坚定的文化自信是捍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在于坚定的文化自信使我们从根本上避免了由于丧失自我从而最终丧失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统合力的难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一以贯之的强调，深刻把握住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深刻认识到了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途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标志。第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个突破性贡献是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根本标志。“第二个结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形成原理的作用。“第二个结合”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同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道路一气贯通，打开了中华文化的宝库，把保持对中华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信心，把坚守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作为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文化主体性的文明支撑。“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创性贡献，开辟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动局面，打开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空间，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华文化生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合”让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成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时代表达，代表了中华新文化、人类新文明的发展方向。第五，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根本途径，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结果，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新文化为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图景。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同时，用中国式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的教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克服苏式社会主义教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克服复古主义的教条，提出了新起点上的新的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就是在“两个结合”中创造出具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创造出更加符合人类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类的新文明形态。第六，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习近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外交思想、强军思想、生态文明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发挥着统括性的作用，是让这个理论体系能够凝聚为一个整体、具有体系性特征、呈现出总体性意义的关键内容。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承担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原理性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习近平文化思想赋予的文化建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地位和作用相一致的。因此，通过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全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体系性指引，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为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奠定了共同思想基础。文章来源：《福建日报》2023年11月21日第9版张志强，1969年10月2日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副院长。系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8.3-2019.3年任甘肃省武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挂职）。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古典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佛教、明清至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专长为近代佛学，清代至近代的经史学，阳明学，晚明以来的三教关系等。共出版专著两部，译著三部，主编辑刊一部，发表论文50余篇，译文多篇。作者介绍、推荐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阐释·【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的光辉文献。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明确指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亟需我们认真领会、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譬如，系统概括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且每一个突出特性都有“根本所指”。明确提出“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清晰区分“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并重点阐述“第二个结合”，突出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原创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等重要概念，明确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出“十四个强调”的系统性概括，对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三点原则性要求。本刊开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阐释”栏目，聚焦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原理及其文明意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内在机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文化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新的文化使命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现实命题，以求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我们将连续组稿刊发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文章，以期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式研究和学理性阐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哲学智慧。摘

早期儒家的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以战国时期的“文质”论为中心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科学认识问题、准确把握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杨洪源

把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好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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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3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2023.6.4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会议现场2023年5月17日下午，哲学研究所举行第二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报告会。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以

会议现场2023年5月18日上午，哲学研究所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主持。全所党支部书记和处室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报了哲学研究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阶段性工作情况，并就下步工作进行了部署。王立胜强调，我所主题教育工作要按照中央指导组的精神着力在以下三方面强化，一是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员“第一身份”意识和政治机关意识，进一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二是在推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持续发力，担负更大的责任；三是在传播中国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方面还要加大力度多做工作。王立胜就下步主题教育工作提出五方面要求，一是全所党员干部要把思想统一到主题教育的总要求上来，要将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层层递进，抓好落实；二是要严格按照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各项要求，扎扎实实推进主题教育，创新性地开展工作；三是通过调研发现问题，找准制约单位事业发展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特别是对照中央和院党组对我所在科技前沿问题研究的要求，还要继续花大力气找差距，边发现问题边整改。四是加强政治统领，进一步增强党员第一身份和政治机关意识，强化制度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作出表率，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主题教育无缝衔接，协调推进。五是准备开好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通过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查摆问题等环节，做好民主生活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出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确保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原载：《光明日报》2022年5月18日11版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名义发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是开展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调研成果转化运用，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提高调研成果质量，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作、更好地解决难题、更好地推动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是调查研究深入开展的广阔天地，也是检验、评价和运用调研成果的重要平台。调研成果作为智力成果，如果不能实现有效转化运用，就无法成为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解决难题的有效法宝，更难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宝贵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高莹）5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院长、党组书记高翔主持会议并讲话。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杭元祥，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秘书长、党组成员赵奇出席会议。甄占民、高培勇作重点发言。会议现场

会议现场2023年5月11日上午，哲学研究所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报告会。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以

现实冲击：作为世界生成机器的元宇宙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2023-4-25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杨洪源

2023年4月13日下午，哲学研究所在931会议室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立胜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所长张志强、副所长于晓丹及全体在职职工参加了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第二十八指导组组长信春鹰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高翔同志在我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动员会上的讲话精神，部署了哲学研究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动员在全所范围内扎实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会议强调，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对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党中央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结奋斗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述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对开展主题教育作了全面部署，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为开展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指出，信春鹰同志的讲话对我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特别是就推动落实的重要遵循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高翔同志的讲话，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要求，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要举措，全面部署了我院开展主题教育的各项工作。全所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并结合自身实际做好贯彻落实。会议要求，我所开展主题教育要本着“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主题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所党员干部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强保证。主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注重实际成效，务求达到主题教育具体目标。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的放矢、精准发力，贯通重点措施推动落实，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切实把主题教育各项工作做到位。党委书记王立胜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主题教育的重要指示批示落实到位，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与我院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要把信春鹰同志对我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指导意见与我所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要把高翔同志对我院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具体要求与我所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扎实推进“两个结合”成为我所“三大体系”建设的牵引力量，特别的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一岗双责”，与党中央对标对表，紧跟院党组步伐，严格落实院党组要求，做到在理论学习上有新进步、在调查研究上有新收获、在推动发展上有新提高、在检视整改上有新突破，使深化主题教育成果管当下、治久远。来源：人事处推荐

刘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全书简介近年来在早期儒学的研究中，如何在吸收、借鉴新发现简帛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掘已有文献在战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对于战国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以礼为切入点，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礼记》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及其思想史价值，将其放在孔子之后，尤其是孔孟之间、孟荀之间的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以《礼记》为主要资料来进一步分析、落实早期儒家的分化与发展，同时以礼为沟通思想、经典与社会的桥梁，来深化礼学思想以及早期儒学史的研究，并由此探讨哲学与历史、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哲学史的研究。作者简介刘丰，1972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200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2002年8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从事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专著《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宋礼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译著一部。目录绪论：《礼记》与早期思想史的研究第一节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丰富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自图灵等人工智能先驱提出让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以来，人工智能会不会构建出类似人类的智能甚至超越后者，一直是一个在探索之中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近年来新一波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热潮中，这一问题的焦点逐渐从理论上的可能性之争，转换为如何应对技术上可能出现的颠覆性创新。从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战胜人类围棋棋手，到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功，特别是ChatGPT为自然语言问题和提示所作出的表述清晰、语法正确的回答，像巨型魔术表演一样牵动了人们对科技未来的想象。面对这步步紧逼的“创造性破坏”所带来的海啸般的冲击，人们不仅看到了突然演化出通用人工智能乃至超级智能的潜在风险，而且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必须严肃思考和认真对待由此可能引发的开放性社会风险与价值伦理挑战。工程创新与智能理论ChatGPT的出现突破了很多人工智能怀疑者的认知框架。ChatGPT在工程上呈现出超强的人机自然语言对话能力，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很多悲观主义者的设限，同时也超出了不少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期。这再次表明，不论是对什么是智能、什么是人工智能的理论构想，还是对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的理论反思，往往与技术和工程上的人工智能实现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认知落差。而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则在于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之间的张力。如果将能够处理无限任务、自主和具有价值系统之类的“关键要求”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ChatGPT显然不够格。但问题是，这些“关键要求”如何在工程上进行测试。诸多有关智能的理论认知框架往往缺乏必要的谦逊，未能将立场当作探究的视角之一，容易陷入固守“先验”标准的封闭式否定思维之中。而工程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工程实践中的累积创新和涌现创新，是一种基于技术产业演进的“后验”迭代的开放性肯定思维，常常是对某些技术路径的偏执性选择，且能在技术演进中赋予这些选择以新的内涵。受到认知落差影响，理论研究者和批评者无法预见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可能涌现出的重大突破，工程实践者和喝彩者则难以前瞻性地预见技术上的突破在社会价值伦理层面所引发的革命性影响。由此形成的总体认知状态，显然无法应对包括超级智能在内的开放性伦理风险。人机交互与人机对齐不论是理论反思者还是工程实践者，在相关的探讨中多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预设为相互分立的智能体，且多聚焦二者的高下之分和此消彼长，而较少以两者之间的交互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从技术社会系统和智能生态系统的维度理解人工智能体的实质。实际上，从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到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创新应用都发生于数据、算法、算力等所构建的巨型技术社会系统之中，是在高度社会化的人机交互智能生态系统中形成的。它们之所以可以实现功能上的突破，固然源于数据量和模型参数达到一定规模后的功能涌现。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更重要的或许是，人类的反馈微调和使用中的人机智能交互对其性能改进的作用。在ChatGPT的研发过程中，OpenAI的技术路线是在高度社会化的人机交互智能系统中展开的。ChatGPT所采用的人工智能新范式，基于对自然语言内在的同质化形式和结构的学习。其中，既有海量的文本数据集，也包括运行中的大量人机对话数据。这一内容生成思路是学习与预训练的结合：先是自动提取相关内容并加以聚合，然后通过人机对齐工程对目标和价值加以必要修正。依照OpenAI的说法，这一实施人机对齐工程的背景是，OpenAI对所开发的GPT系列大模型以及ChatGPT的技术定位是探索通用人工智能。为防范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社会伦理影响，开发者通过人类标注、反馈、审核等工程方法，对生成的类自然语言中的价值冲突和伦理争议进行了校准，对生成内容与语言表达策略进行了持续监督和不断优化。这使ChatGPT的输出对价值敏感问题相对谨慎、持平，主动回避甚至拒绝回答存在争议的问题。人机对齐工程的实施表明，由于存在包括超级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人类生存风险在内的巨大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开发与价值伦理调节从一开始就是同步进行的。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人机对齐工程的实施表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价值伦理矫正并防范恶性后果在工程上是可行的，这为其在创新应用中恪守价值底线和红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当然，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作为语言模型的ChatGPT本身并不真正理解各种价值观的内涵。另一方面，人机对齐工程在人机交互的基础上实施，不论是在训练数据之中还是在人工校准等人类反馈环节，都负载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好恶，会受到各种价值预设和文化选择的影响，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向性。知识权威幻觉与图灵陷阱人机对齐工程所进行的价值伦理矫正，固然有助于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规制和伦理治理。但更重要的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全新的交互组合方式，我们正在开启借助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知识并全面重塑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时代。从知识生产方式的范式转换来看，如果说大数据分析带来的是新分析的话，那么ChatGPT所开启的大模型加人类反馈的自动化知识生成方式则是面向智能化未来的新综合。对这一新综合的拥抱，将迫使我们面对一系列全新的伦理挑战。除了当下热议的违背学习和研究诚信、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个具有开放性的社会伦理挑战。一是将自动生成的知识视为“神谕”的知识权威幻觉。拥抱知识生成自动化将面对的悖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固然能够带来知识生成效率的提升，但它并非知识大全和知识的领会者。从海量训练数据中拼凑出答案的语言形式生成系统，其自身既不真正理解输入输出数据的意义，也没有自己的目标，更不知道什么是研究和学习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和学习。但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将其视为自动化的知识生产者的幻觉，而容易忽视，虽然它们能够产生连贯的文本，但其意义和连贯性是在人类与机器的互动中形成的，它们并没有试图表达什么。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幻觉，就容易引发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的风险。ChatGPT的进一步发展，有望演变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助手，成为解答知识、辨别是非乃至区分善恶的重要工具。鉴于ChatGPT并不真正理解其所生成的知识内容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而且有时会产生荒谬的错误或随意堆砌和编造内容，在缺乏批判性思考的情况下，将ChatGPT视为教育、医疗、心理、精神方面的解惑者或指导者，难免放大由知识生成错误和不准确造成的危害。二是由盲目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导致的图灵陷阱。如果不能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在人机交互的智能生态系统乃至遍布地球的智能科技社会系统之上，就看不到知识生成自动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对人类智能的提取，其运作过程既是对知识和智能的重新定义，也是对地球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和个人的重构。如果缺乏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就可能陷入各种图灵陷阱：在教育和研究中无条件采用自动化生成知识，在工作中无限度地用自动化取代人类智能，过度的自动化知识生成还会使地球生态环境不堪重负……之所以会出现图灵陷阱，是因为智能和自动化系统没有做到以人为本，在人工智能的部署中往往会迫使人被动地适应智能化和自动化，智能系统的运作预设不是使机器人性化，而是让人越来越机器化，使人的自主性在不经意间被自动剥夺。为克服人工智能的知识权威幻觉，超越图灵陷阱，需要全社会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构建我们对可接受的深度智能化未来的合理想象。而从观念上讲，必须直面的问题是：人类在知识和智能上能否保有主创者和主导者的地位？人的主体性能否经受住来自人工智能的挑战？如果未来没有出现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坚持：一方面，人应成为最终的知识权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应更多作为人的智能助手，而不是一味用智能化和自动化取代人的工作和替代人的技能。从长期风险来看，ChatGPT强大功能的涌现表明，在大模型的研发中，必须警惕出现有意识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将及时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威胁人类生存的安全风险作为发展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信息哲学、科技伦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当前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及社会问题，当代科学知识的形态、科学研究模式、科学无知等。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创新驱动战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专家，教育部马工程教材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普专家，国际期刊“社会中的信息、传播与伦理杂志（JICES）”及“负责任的创新（RI）”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作者介绍推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明“术语革命”【理论探索】杨洪源

【摘要】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之问以及生态伦理的理论自觉，分别从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人类社会自我意识的反思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定义三个方面展现了同一问题不同方面的困惑，亦即表达了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内生困境的时代之问。面对上述三重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以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来寻求解决之道，破除了多元文化冲突难题、人类价值虚无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缺失，最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民父母”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哲学中国扫码关注｜服务科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中国”微信公众号快捷入口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稿件系统稿件系统稿件系统投稿邮箱

看点石泰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石泰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斗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鲜明、视野宏大、气势恢宏、思想深邃、内涵深刻、意蕴深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杨洪源副研究员等的专著《构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于2022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23.1万字。内容简介：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识的文明观，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同。由此，从历史高度、思想广度、表达深度等方面，对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作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以适应并促进它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引领时代发展方向与人类进步潮流，成为一个大势所趋的新课题。本书从理论渊源、历史生成、内在逻辑、话语革命、经验依托、道路参照、文明使命、创造转化、创新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实践作较为系统而深入的阐释，以此呈现它的世界历史意义。杨洪源，男，1989年7月出生，河北黄骅人。2005年—201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2015年7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2018年6月评为副研究员。作者介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