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写作养活自己是许多人的梦想。袁凌41岁成为作家，46岁从职场抽身、全职写作。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没有北京户口、单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写作，是他支撑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业的萎靡让他更明显地感受到自由职业的艰难。他感觉生存根基正在动摇，日常生活中，他愈发频繁地与不安全感对峙。51岁这年，袁凌考虑重新开始找工作。一个作家的生存忧虑2024年7月的北京浸在高温和雨水中。一个周四清晨，51岁的袁凌早起，牵着小狗“滚滚”到温榆河畔散步。回到家还不到9点，妻子罗兰还没醒，“滚滚”进门后默默在客厅一角趴了下来。袁凌则坐到长桌前，打开了电脑。他又一次置身忧虑的炙烤之中。安静的客厅里，袁凌脑袋空空，一如面前空白的文档迟迟挤不出一句话。两个月前，袁凌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出版，这本书聚焦于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的人生故事。此后这几个月，袁凌一边忙着配合书店和出版社宣发，一边着手新题材的写作。开头总是最难的，但是，灵感缺失的茫然和挫败，还是很快翻出了袁凌内心对未来的焦虑和不安。袁凌想起，前两天罗兰听相熟的出版行业人员说，“按照书的口碑、认可度，如果（一本书）放在头一年可以卖五本，今年只能卖一本。”《我的皮村兄妹》的销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这本书即便接连入选各类图书榜单，蝉联豆瓣社会纪实类图书一周热门榜，却销量低迷——前两年，同样声量和口碑的书，两个月能卖到一万多册，今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售出了千册。这是袁凌全职写作的第五年。出版行业的萎靡，正动摇着他的生存根基。写作出版，是袁凌主要的收入来源。今年，靠着往年签的出版合同、杂志刊发稿费，加上一些讲座、活动的费用，他起码能有十多万元收入。但按照如今的市场走势，他不确定明年是否还会有出版社和他签合同，即便有，他猜测合同金额也不会太大。袁凌坐在桌前想了一会儿，决定未雨绸缪。他拿起桌上的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出版市场极度萎缩，对于没有体制养的本人来说，意味着持续了数年的‘职业’码字生涯难以为继，寻找一份生计成为必须。想找一份时间自由些的兼职编辑工作，不知哪家媒体需要。”当晚，袁凌又发了一条同样的动态在豆瓣上，只是多了一句，“心头竟然涌起莫名的失败感，虽然知道这是不必要的。”

"2024年8月2日，“男子离婚冷静期街头杀妻案”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启二审。该起杀人案发生于2023年7月，赵留超在离婚冷静期期间，将妻子何女士刺死街头。案件一审时，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嫌疑人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当天，法庭没有宣判案件的二审结果。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难解的社会症结。今年4月，何女士被刺死案件一审宣判的同一周，另一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也同时宣判。两起案件中的死者伍女士、何女士，都是在离婚程序的过程中，遭丈夫杀害离世。遇害之前，伍女士和何女士都期盼着走完离婚程序，那意味着她们终于结束身上不幸的婚姻契约，迎来新生活。另一边，她们的另一半，则决心以凶杀来终止妻子提出的离婚进程、报复她们。民众对这两起案件的关注，带着对当下亲密关系的思考，以及人身权益保护的担忧，尤其是，对于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在离婚周期中应当如何保障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根据从家属处获悉的相关信息，我们梳理出这两起凶案中，“婚姻关系”中暴力逐步升级，最终酿成悲剧的过程。离婚期间的凶杀直到被刺去世，重庆姑娘伍晴也没等来离婚判决。2023年5月15日晚，伍晴的丈夫徐斌暂停了对伍晴的持续骚扰。他于傍晚6点半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帖子：“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两个多小时后，徐斌破门闯入伍晴父母位于上海松江区的家中，刺死了离婚诉讼期间暂住在此的伍晴。而在刺杀当时，他们年幼的孩子也在当场。同年7月，在一千四百公里外的广州，何晓玲也在等待正式领取离婚证前，死于丈夫的利刃之下。当时何晓玲正处在离婚冷静期期间。为避免和丈夫赵留超横生冲突，也为了保护自己，她搬出了家，和妹妹一起住。期间，赵留超除了打电话、发消息或挽回或威胁地要跟何晓玲修复关系，还到何晓玲公司闹事。一度，他言语偏激，还发了“来吧，报警抓我呀，我就想杀人”“身后事我都交代好了，我还怕什么”这类透露杀意的话。但又情绪反复，用“我有一万个不想离婚才这样闹”“我威胁还不是因为不理我，对我狠心、抛夫弃子”之类的消息求饶。因赵留超以挽回感情为借口持续骚扰、威胁，2023年7月20日上午，何晓玲带着妹妹到广东当地的警察局报案。期间，警员帮何晓玲接了一通由赵留超打来的电话。警员替何晓玲重申了她坚持离婚的态度，并警告赵留超，不能再骚扰何晓玲和何家其他人，不能违法、违规。本以为，有警方的震慑，赵留超会有所收敛，但离开警局后，当天晚些时候，何晓玲又接到了赵留超的电话。这一次，他想约何晓玲见面。“如果不见，我就去找你的家人（哥哥），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赵留超半是威胁地说。为了保全家人，也抱着可以借此结束这场婚姻和闹剧的心情，在赵留超几番胁迫下，何晓玲几番犹豫，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和赵留超见面。当时已是晚上8、9点。出发前，何晓玲还做了准备。她特地选了一处有路灯和监控的地方，还从家人和朋友中喊了人，一共6人一起去赴赵留超的约。约10点，何晓玲和亲朋抵达了约定地点。11点过，赵留超骑着电动车出现。没有任何交流，赵留超下了车就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向正在等待的何晓玲刺去。亲人们奋力阻拦，赵留超捅伤其中数人后，追上逃跑中摔倒在地的何晓玲，手持尖刀刺向何晓玲左胸等要害部位。亲友们负伤追上来阻拦，妹妹何雪则跑过去把倒地的姐姐抱在怀里。街上一阵骚乱，紧跟着传出了何雪的哭喊。倒在何雪的怀中，何晓玲的生机随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逐渐消逝。被刺身亡之时，何晓玲距正式领离婚证的日子仅剩18天。2024年4月，这两起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杀人案，先后宣判。2024年4月25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何女士离婚冷静期内被丈夫当街捅杀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因为杀害何女士，同时捅伤多人，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留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杀害伍女士的徐斌，也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8月2日，何女士被刺身亡的案件开启二审，目前法庭尚未宣判结果。在离婚过程中，杀人、暴力伤人事件频发，已经成为一种引发民众关注的社会现象。现实中，也曾发生过女子在离婚判决日将丈夫砍成重伤的事件。发生于离婚过程中的暴力原本，何晓玲在步入冷静期之后，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2023年7月7日，她终于说服丈夫赵留超和自己到民政局申请离婚。让赵留超同意办理离婚代价巨大。何晓玲主动放弃了她出资在河南买的房子、车子，还被迫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40万元的共同存款，也以给一儿一女的名义，留在了赵留超的控制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相当于净身出户”。图

"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提前瞄准了体制内，他们选择以600多分的高考成绩报考与编制挂钩的大专院校，而这样的分数本可以选择本科院校，甚至985高校。牺牲掉人生的无限可能，牺牲掉青春，追逐稳定的年轻人们挤在独木桥上，也仍有踏空的风险。高分报考大专“恭喜你，出来就是公务员了！”查询到录取结果后的一天，徐曦收到了初中语文老师发来的祝贺。这是对方说的第一句话。今年7月，浙江考生徐曦以635分的成绩，被大专院校浙江职业警官学院（简称“浙警官”）录取。她是典型的好学生，高中就读于本地排名第二的重点中学，在年级约360人中，一直稳定排在前20名。635分，这个成绩高出浙江省“特控线”（可理解为一本线）40分，距离浙江大学的最低投档线664分也不算太远。三年前，徐曦还从未想过自己会被一所大专院校录取。在好学生思维中，考上“大专”是一件恐怖的事。从小身边老师和学校灌输的概念，都是一本学校最好，一本率也被学校作为重要的绩效指标。因此，在父亲建议她报考这所院校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户口本：“以后要是户口本上写学历，我写一个专科……”她不敢细想。到今年，徐曦感觉身边老师、父母的价值观似乎都变了。得知自己考上浙警官，老师们都说挺好的，“出来就有工作。”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大专院校的提前批有一些“特殊待遇”：浙警官的前身，是1982年8月创办的省劳改工作干部训练班。如今，它是浙江省属司法警官院校，由司法部与当地省人民政府共建，主要培养狱警方面人才。它的全日制学生约有4000人，其中提前批学生约400人，分属刑事执行、行政执行、罪犯心理测量与矫正技术、司法信息安全4个警察类专业，享有“便携入警政策”：在大三毕业那一年，学校会组织学生们参加浙江省公务员考试（简称“省考”），同时学校会得到单独批次的入警名额，免于与社会大军相竞争。“比如400个毕业生，会单独给学校390个岗位入警。而你参加社招，可能400人只录取一人。”今年从浙警官毕业，成功“上岸”成为狱警的应届毕业生沈喆解释道。以追寻稳定工作为志愿填报导向，已成为今年的显著趋势。这种导向从大学后人们的选择中已初见端倪：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在2016年至2023年持续上涨，仅在2024年，出现8年来首次下跌。与此同时，国考大热，报名人数从2020年的127.7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303.3万人，报录比也从53：1增加到77：1。越来越多家长以考公考编为终点，开始提前为孩子做打算。“毕业约等于有编”的师范生、警校生，成了最优选。“只要能找到好工作，上大专也无所谓；如果找不到好工作，上再好的大学也没有用。”有人如此总结当下考生和家长们的心态。高中这三年，浙江考生孙智翔不断从新闻和身边人的谈论中得知，“现在本科也找不到工作。”“文科的尽头就是考编。”高中老师上课时也偶然会提到，现在即便是一本大学的学生，“也很迷茫，没有什么目标，也一直在愁工作。”最终，孙智翔报考了浙警官。他的高考成绩为601分，高出浙警官男生分数线6分，在高中班里三十多人中排名第二。班主任听说他报考的是个专科学校，第一时间问他，“你会不会太亏了？”但录取结果出来后，孙智翔的家里人都非常开心。孙智翔第一反应也是一样：“以后工作不用愁了，大学四年不会迷茫了。”图

"年轻人做选择正变得困难，好像怎么选都不对，难以通往安稳宽阔的目的。眼下，一些不知道怎么选的年轻人，开始主动把决定权交给父母。选择困难，交给父母上个月我堂哥的孩子百日宴，我妈让我随份子，我怕送错金额失了礼节，就让我妈帮我决定了。她觉得合适的肯定不会错。

"年过30岁的90后正面临一个现实，身边的个别同学因为疾病等原因离开人世。明明人生刚刚开始，却有人提前离场。他们去参加葬礼的过程，会有种不真实感。同学葬礼的聚首，是他们对过往青春的一次回望，也是一次忍心的告别。葬礼上，脑袋一片空白参加高中同学张涛的葬礼这天，是王冬利第一次给同龄人下跪。他恍惚间感到一切极不真实。去世的张涛和王冬利同龄，出生于1991年，刚30岁出头。王冬利和一起来参加葬礼的同学围在灵堂前，在乡村支客的安排下，陆续给张涛行了跪拜礼。三十多年来，这是王冬利第一次给同龄人下跪。他无法把过去的张涛和眼前的张涛联系到一起，感觉很奇怪，甚至觉得有些荒诞：“为什么要给他下跪，如果他知道我给他下跪会怎么看我呢？”张涛安安静静地躺在那，无法给他答案。王冬利在市里开了一家商店。正月初六，春节临近尾声。他坐在商店里无所事事，学生放寒假，店里没什么顾客。巧合地，他点进平时折叠起来的高中班级群里，就看到一条消息——张涛去世了。他感觉心脏被猛然撞了一下，手指凝滞在手机屏幕上方，一条条消息在屏幕上迅速滚动，他再读进去的信息不多。前一年的十月，张涛还发微信叮嘱他：“过年回家的话，一起聚聚啊。”后来就没了消息，没想到不过半年，两人已经阴阳两隔。前一天，群里的同学还在相互祝福春节快乐。张涛去世的悲伤将春节欢乐的气氛打断，一些同学不愿相信，在群里问：“怎么会这么突然？”

"7月7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的女儿斯金纳披露了家族中“最黑暗的秘密”：她幼时曾被继父弗莱明性侵，而作为母亲的门罗在知情后选择保持沉默，和弗莱明在一起直至离世。此事震动海内外舆论，有读者从门罗的作品里发现，她曾在小说中写过类似的故事。门罗的写作善于书写女性面对抉择的复杂心理。此前，她对这种幽微心态的刻画颇得外界赞赏，人们认可她捕捉了女性的挣扎，为困境提供了温柔的理解。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曾提及，“她对沉默、被动、不选择、旁观者、放弃者和失败者感兴趣。”此刻，虚拟被现实刺破，重新回看，人们开始感到不适。人们发现在门罗讲述的故事中，孩子的声音总被母亲的困顿所覆盖。这也是女儿斯金纳所痛苦的——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作家的母亲门罗掌握更多叙事权。在母亲的公开讲述中，犯罪的继父被描述为正面、优秀的男士，她的痛苦则被抹除、修改，被描述为和继父“有着亲密友好关系”的孩子之一。门罗女儿的发声，是对文学之外现实真相的补全，更是一种对叙事权的颠覆。近年来，越来越多事件的亲历者开始挑战作家的叙事权。当被遮蔽的声音出现，写下故事的另一面，更多人开始反思：他人的痛苦可以作为创作的养料吗？文学可以为罪恶辩护吗？创作的道德边界在哪里？公开的秘密“要是我的女儿在作品中写到我，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成为你孩子作品中的人物，这一定是一件恐怖的事。”1994年，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的当下，中产家庭的主妇们转变生活方式，开始量入为出，重拾性价比。由奢入俭并非易事。有人发现，过去追求升级的生活方式，确有可祛魅的地方。中产主妇，向性价比转身口腔医院诊室内，刘琳琳11岁的孩子规矩地仰躺在诊椅上，张嘴接受牙医检验。这是一次免费的常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刘琳琳，孩子蛀了一颗牙需要填补，大概需要1700元，而后就继续开动机器，帮孩子补牙。仪器“嗡嗡”声钻进刘琳琳的心里。每一次震动，似乎都在加快金钱的流走的速度。过去，刘琳琳不会把这笔1700元的花销放在心上，但今时不同往日。在上海，刘琳琳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一个孩子。在这个三口之家，丈夫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每年创造着50到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而刘琳琳则是全职主妇，决定着家庭的花销方式。丈夫每年带回的收入花在哪里、如何花，主要由作为主妇的刘琳琳筹谋、决定。2023年下半年，刘琳琳的丈夫告诉她，自己就职的公司决定未来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经营成本。这也意味着公司未来在内地的雇佣人员、提供的薪资会逐渐减少。这个消息，让负责家庭开支的刘琳琳意识到，必须捂紧钱袋子，主动过上量入为出的生活。在她的理解中，形势是一点点变化的。在此之前，刘琳琳本也是一名白领，2022年遭公司裁员，才全职在家主管家中事务。以前，她对家庭未来收入的预期乐观。很多时候，她乐于用金钱换取家庭更多的便利，节省自己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时间和精力。每到周末，刘琳琳都会安排一家三口下馆子吃饭，一餐大几百元，关系不大。平日为节省时间和精力，也会用餐馆就餐代替自己在家做饭。如今，决定向性价比转身之后，刘琳琳开始尽可能减少一家人在外就餐的频率，在家做饭。一天下来，伙食费至少能省去一大半。家人想吃毛豆，她尝试着买回生毛豆自己从掐丝这种处理生毛豆的步骤开始试着做，而不是买现成的、处理好的毛豆。虽然省不了多少钱，但生活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她开始过起了付出时间、精力处理更精细的事务，来节省经费的生活。生活在北京的陈静过往很少为钱发愁。她的丈夫在IT行业工作，她自己则在医药行业工作，夫妻俩收入可观，持续供养着家人过上一种中产式的生活。作为家庭的女主人，陈静主持着家庭各项大事，心有余力，还在互联网上开了账号当博主，这一副业也带来了一定收入。作为主妇主持家中大事，陈静很少去菜市场采买食材。她习惯在“山姆”“盒马”这类的生鲜平台上下单，而后由专人送货上门。这类平台上的食品价格普遍比普通菜市场高，但因为家庭条件负担得起，所以陈静有条件牺牲“物美价廉”这一项，去享受不用两腿奔波的便利。2022年以前，陈静和丈夫还没有摇到车牌号，那时也很少坐公共交通出行。丈夫颈椎不好，两人每次周末出行，乘坐的都是较为昂贵的保姆车，往返打车费要2、3百元。丰厚的家庭收入，也让陈静有自由和经济条件经营自己出门在外的形象，她表示，自己每天出门都要尽量搭配一身新衣服，往往一个季度过去，衣柜里还有不少衣服等不到出场亮相的机会。算上整个家庭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在这个北京的中产之家，女主人陈静每个月经手的支出在6万元左右。然而，2024年以来，陈静也开始向性价比转身。2023年年底，丈夫被裁员，而后入职新公司。新公司的日子也顺流而下，领导以“抽取部分薪资留待年终和奖金一起发放”为由，克扣了30%的月薪。陈静作为博主的副业收入也大幅缩水。今年“6·18”购物节期间，她收到的广告投放数量，从往年的10条左右下滑到只剩两条。她在社交账号上发了自己对降级生活的担忧，引起了许多讨论。许多人表示，自己的家庭收入折半了。收入骤减，让很多中产家庭过往持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变得摇摇欲坠。如何在消费降级和保持家庭生活质量之间寻到一条可靠的路径，检验着这些家庭中，主持大局的主妇们的生活智慧。在过往，很多中产家庭的主妇的花钱之道，是用金钱购买，去逐步消除生活中那些不便利、大体力消耗、大时间消耗的细节。如今她们反其道而行，刘琳琳和陈静这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都选择思路上转变为追求性价比、质价比，愿意在保持生活本身质量的前提下，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品质相当但价格更加低廉的商品，节省生活的成本。从前，陈静的婆婆常向她念叨，北面有个批发市场，买来的菜又好又便宜。但市场离家有一定距离，需要开车前往，陈静觉得不方便，便没放在心上。消费降级后，她让丈夫抽空，开车带着一家人去逛逛，才发现果真不错。不仅面积大、品类齐全，食物的新鲜程度也丝毫不输给那些主打高端定位的生鲜平台。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便宜。有一次，她在批发里遇见一位卖西梅的农妇。在她印象中，西梅是一种偏贵的水果，没想到问价时，对方直接给她倒了一大兜子，约莫四、五十个，让她“五块钱拿走”。陈静的内心受到了冲击。以前在网上买菜，东西没买几样，几百元就没了。到了批发市场，钱一下变得经花起来，两、三百元买来的菜就能装满一个后备箱。钱变得“经花”，是她们过往很少感受到的欣喜。陈静对照过往生活，开始称赞起如今量入为出的生活消解掉的一些过往狠狠踩中的消费漩涡。赶大集成为陈静一家每周的固定项目。她过去带孩子出门玩，不仅要掏各种门票钱，还免不了被各种游乐消费项目“收割”。看着儿子眼巴巴的神情，母爱就冲昏了头脑，办了卡就刷，一趟亲子游动辄就要花上千元，用来支付儿子想玩的各种游乐项目。等结束后，她才回过神来拍大腿。自从开始赶大集，带孩子出游的任务也在采购过程中被变相完成了。“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这条主妇们过往信奉的“真理”，如今正被推翻。刘奕敏和丈夫在广州经商。平日，刘奕敏不仅要负责家庭各项活动和支出筹划，还负责生意上对外的往来。2024年初，她愈加嗅到“钱变得更难赚了”。一开始，是她意识到开始频繁刷到各类提醒大家“注意省钱”的视频。到了2月份时，刘奕敏根据对餐饮行业的了解，入手过几家看好的餐饮公司的股票，没想到一路下跌。在和一些基金公司的朋友聊天中，她得知往年没有亏过的餐饮股，今年也在亏损。刘奕敏迅速转变了策略，杜绝触碰任何实体投资，以及高风险的股票和基金，“专业玩家都赚得不多，（我们）就不要去搞。”难以开源的情况下，她更加关注家庭中细枝末节的支出。6月份时，刘奕敏与一位新开了餐饮店的朋友聊天，发现对方的电费支出占到了营业额的17%，远远超出了10%的上限。根据多年的经商常识，她怀疑是对方购买了大功率电器，由此，也开始留意起生活里相关的细节。那段时间，她正准备家里换新冰箱。刘奕敏发现，母亲家里的冰箱和自己差不多大，电费却几乎是自己的两倍。查看之后，她发现母亲使用的是10年前购买的老冰箱，属于5级能耗，是最耗电的一类。冰箱24小时插电，一个月下来，电费总额达到了700多元。刘奕敏当即就给母亲换了一个1级能耗的冰箱。此外，在出租和管理名下资产中的商铺时，她也更加关心店家对电器的购买和使用情况。遇见有门店使用功率过大的电器，便会主动建议对方进行更换。过去，她甚少在意这些支出，但现在一切要“重视起来”。图

"身体衰老会带来精神的塌缩。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危机之一，即是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遭受精神疾病的摧折。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精神疾患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走进精神科蒋悦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六十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悦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悦32岁，远在北京工作，她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悦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她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悦的父亲孤军为战。他有六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别管他。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玩意儿？”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经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悦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钉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悦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悦家在一栋六层步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得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悦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从2014年左右，蒋悦就开始张罗着想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悦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悦休假回家。饭桌上，她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宜，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悦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悦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它事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悦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她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她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悦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禹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顶楼，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燎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禹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禹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禹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禹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禹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图

"2024年第一季度，北京、上海等地的租金水准有所回落。不少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发现，房东成了“押金刺客”。为扣下金额从数百元到过万元不等的房屋押金，房东开始在退租时不顾体面地寻找各类理由。崩溃的房东，让退还押金成了很多房客不得不面对的拉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房客们推测，这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带来的焦灼，传播到了租客端。租客被扣大额押金“感觉完全变了一个嘴脸。”看着自己曾信任的房东，那位个头瘦小、戴着眼镜的斯文老太太，在白天开着手电筒检查全屋，最终指出客厅门上那个米粒大的刮痕时，陆伊觉得惊诧又陌生。去年3月，陆伊和男友在上海陕西南路租下这套面积六十余平的一居室，月租一万两千元，押二付三。她交给房东2万4千元押金。自陆伊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5年以来，这是她租的最贵、最好的房子，“想着犒劳自己一下”。卧室的窗户正对音乐厅的广场，街道上梧桐掩映。这所公寓是历史文物，刚搬进去时，中介和她说，如果公寓出售，陆伊住的这间要卖一千多万元。她喜欢这间房子，更对房东印象很好：那是个上海本地老太太，会说一点英文，举止斯文，“态度很好”。她说自己的女儿也在美国留学。陆伊感觉她应该受过良好教育，资金充裕，知法懂法，是靠谱的“体面人”。“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都可以跟我讲，我很好说话的。”老太曾笑着对她说。图

"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以下是刘红的讲述。偷来的生活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发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白天店里不开灯，到了晚上，就亮起暧昧朦胧的粉灯。有一次，我看见对面洗头房里，一双糙了吧唧的大手在洗头妹穿着紧身裙的臀部游走，像在揉面团。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如意。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梦境。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去。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地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地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一百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逃跑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饭，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栏杆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她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由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那晚之后，我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我的人生，还有我两个女儿的人生。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地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这一次，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她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啊！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筒，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中。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急着找份活。旅馆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就是开美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它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吟吟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坐的旋转椅，一个供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吐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从围布里伸出来去摸我腿。我直接把对方的手塞回去，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收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卖肉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贱！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这么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娘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寻事，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连续出逃的人生逃离家庭，好像是我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2024年，高考报名考生人数达1383万，增长迅猛。其中，复读生413万人，不少复读考生抱定更大的决心和预期，为未来赌上全部。然而，不是所有复读生都能节节攀高。一部分复读生考取的分数不如第一年的分数。背负不甘、自责抑或愧疚，失利复读生要跨越更大恐惧与低落，才能完成自我重建。高预期的社会氛围里，人很难接受失败，这样的压力让每一个人备受煎熬。而经历过复读失败的人，他们的经验和感受，或许能给当下的人们一些启示：失败，也许并不是太糟糕。青禾

"天通苑没那么挤了。近三四年总有人这么说。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曾住着六七十万北漂，早高峰上地铁要排队半个小时。25年来，这座诞生于1999年的居住社区，一直以房价、房租洼地，被很多成本有限的北漂一族作为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因此居住密度大，声名在外。天通苑的人潮聚散，某种程度上也暗示着人潮对北漂未来期待的涨落起伏。走入这座社区，业主、租户和房屋中介都对“没那么挤了”体会深刻。天通苑人群聚散，冲刷着北漂群体的欢欣与失落。天通苑不挤了？工作日，天通苑的“苏醒”，以上班族从四面八方的住宅楼栋里鱼贯而出，如蚁群般涌向北京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为标志。早8点，住在天通苑东二区的李福顺也汇入了向地铁站涌去的人潮。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李福顺回忆，至少从今年年后开始，挤地铁的人少了许多。地铁站门口排队的人群不再如汪洋大海。过去，地铁站管理方为维持人群进站秩序，设置了一列列铁栅栏，如今铁栅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走。抵达地铁站后走大概五六分钟，队伍中的李福顺就进站登上了地铁。李福顺说，两年前，他在这里得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挤进车厢，人们卡在栅栏中间，摩肩接踵，来来回回绕弯，有时候他觉得那阵仗跟电子游戏“贪吃蛇”一样。去年年底，就有人发现天通苑的地铁没那么挤了。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天通苑站8点外边竟然不排队了。”另一位网友在帖子下回复说：“7点钟天通苑站一趟可上，7点半最多（等）两趟。”2023年，因为北京地铁17号线在天通苑社区范围内的“天通苑东”站投入使用，一部分人换租到天通苑东站附近。这不仅让每天涌向5号线的人群变得稀疏，也带动了天通苑东附近的房屋租金上涨，5号线附近的房子租金有所下跌。在李福顺的感受之中，地铁站没那么挤了，撇开新增地铁站的因素，也和天通苑区域内的人确实变少了有关。人变少了，不仅是在地铁站，好像从今年以来，天通苑及周边社区都给他这种感受。住在天通苑这3年，李福顺有时候会在五号线上多坐一站，到终点站“天通苑北”去吃饭。在天通苑北附近，一个叫“东三旗”的城中村里，李福顺印象中，那里都是二三层楼的自建房，即使在天通苑范围内，那里的物价也更为低廉。往往，只掏十二、三块他就能吃上一顿盖饭，这个物价水准的饭馆在北京其它地方基本不会成群出现。今年春天，李福顺去那儿吃饭时，发现曾经家家爆满的小饭馆街，有的饭店已经关张，有的门上贴着“本店转让”的信息。即便开着的饭馆里，也没有多少人吃饭。自千禧年前后进入民众视野，天通苑这个盘踞北京奥北地区的社区，就以人多拥挤的固有印象，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区域。在媒体二十余年的报道中，它庞大而拥挤，是亚洲最大生活社区，常驻人口一度达到60余万。天通苑总共600多栋楼。庞大的住宅楼群，划分出区域，分为本区、东苑、西苑、北苑和中苑五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3个区。天通苑没那么挤了，成天穿梭于住宅楼丛的二房东和房产中介们，对此也有所感应。一位在天通苑工作了5年的房屋中介说，以前天通苑的一个单间，房租都在1500元以上，而且得是远离地铁站的小区，才能有机会遇到这个价格。今年以来，预算每月1200元左右也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北京整个租赁市场都降了，五环以内可能不太明显，天通苑这样的打工人聚集的超大社区，降得明显一些。”这位房屋中介说。在他的印象中，天通苑租房市场最好的时候，是他刚来的2018年和2019年。这些年，租房的人逐渐变少，今年租房的人比去年同期少了一半，他猜测原因：“我的客户不少是做IT的，这两年他们一些人连续降薪，北京消费又比较高，就有人就离开了，去到重庆或杭州这些地方发展。”天通西苑三区，紧邻天通苑地铁站。顶着6月北京的烈阳，两位五十多岁的东北籍老年女性，在小区台阶上等待着她们的租客。地铁站里出来一个青年人，停在她们面前问了几句后，她们收起摆在一旁写着租房信息的硬纸板牌子，去开不远处停放着的一辆大江牌电动三轮车。三轮车驾驶位后的方形车斗内，架了一块垫了软垫的木板，年轻人往上一坐，两个老人带着他，扎进了不远处天通西苑的楼林之中。图

"中国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耐性正逐渐变得更加有限。因为尊重自我感受、道德感和薪资要求等方面的考虑，新一代年轻人不愿将就，一些人选择通过抛弃令自己不满的工作，寻找新工作来改善自身的就业环境。这也催生了一批“连续跑路”的职场人。当连续跑路数次之后，他们发现，职场对自己竖起了一道隐形的藩篱，在就业承压的当下，找到一份不错工作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职场婉拒跑路年轻人“看到你这份简历，我们很担心。”常柏珊又被婉拒了，展会公司的老板看着常柏珊的简历对她说，“工作更换得太频繁了。”正式进入职场第三年，常柏珊正在找职业生涯的第8份工作。过去两年，常柏珊最久的一份工作做了8个月，而且工种、行业都有所不同。很多公司虽然接受新人，会在行业新人上岗前安排培训，但是面对类似和常柏珊一样简历的年轻人，用人公司还是会担心：要是培训完了，人跑了，怎么办？5月底，她从上一份工作离职，经常要外出参加面试，加上吃穿用度和房租，一个多月过去后她的银行卡余额只剩数十元。她计划着，实在不行，就从公积金账户里申领每月抵扣房租的金额，作生活用。用常柏珊的话来说，她毕业3年，依然在“重开”。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在游戏的世界里有“重开”的说法，重新开一把游戏，上一把的积累无论好坏都清零重来，后来互联网把这个词作为“从头再来”的意思使用。因为频繁换工作，常柏珊在职场历练3年仍少有积累。每次换工作，她都需要先从基础的岗位做起。而且，起薪越来越低，刚毕业时她能找到底薪8000元每月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她认同用人方对自己频繁跳槽这一系列的担忧，所以如今，她只有底气去投递一些月薪6000元左右的工作，希望通过降低报酬，来提高中选的机会。“提桶跑路”最先用来描述工厂员工把日常用品放在桶里提着便离职的场景，后来，“提桶跑路”应用于各行各业，用来表现迅速离职的行为，连续提桶跑路的情况，发生在各行各业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耐心正在持续减少。有调研机构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年轻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在职时间呈现出随代际显著递减的趋势，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干了超过4年才更换，80后为3年半，而90后减少为19个月，95后平均在职仅仅7个月就选择辞职。图

"“你是她最恨的世界里最爱的人。”近年来，《甄嬛传》中甄嬛与安陵容（安小鸟）间充满张力的女性情谊被进一步讨论，衍生出“鸟嬛文学”这一原型。在宫内鼓励竞争的畸形环境下，鸟嬛不得不成为对手，却也是高压岁月中亲密的朋友，在最恨的时候仍有温情。这与许多人在高压青春下诞生的同性友谊相似。与“雌竞”不同，“鸟嬛文学”中的女性本质上并不围绕男性等具体目标而竞争。这段关系中只有她们。她们共处一个性别身份、一种高压环境，共享着被评价体系严苛审视的处境。她们互相凝视，将目光投向彼此，建立联结的同时，更希冀在其中照见自己，寻获主体。彼此凝视L是作为“天才般的转校生”来到我的初中的。我听说过她的优异，但没想到能和她“交手”。从初二到高三，她总是揽下总分和多个单科年级第一，以超20分的差距把第二名远远甩开——第二名经常就是我。她是令我尊敬的对手。老师、同学们总是拿我们做比较，在我们都选择文科后更是如此。但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她。五年的同窗时光把我们紧密捆绑。有段时间，我有种不甘和绝望，心想为什么要一直和她纠缠到底？我似乎只能当光环下的阴影，作喝彩时的一声叹息，当她名字的附属品。但她又是我在班上最亲密的朋友。在敏感的高中，我们能懂彼此的“优等生焦虑”，也能懂彼此对身材、容貌的不自信，懂对未来迷茫、却选择“不赚钱文科”的决心。在短短两天的月假里，我们会坐火车去省城看展。我们一起在班级元旦晚会上穿着汉服唱歌，一起“不务正业”地玩彩墨、做手账。这种互相较劲又互为知音的友情持续了很多年。如今是我们相遇的第十年。我在内地读研，她在香港求学。我们分隔两城，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专业。我终于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走出了“被比较”的阴影。她于我而言，也终于没有“对手”的意味。我们现在能敞开心扉，毫无顾忌地互诉心事。她激励着我不断向前，又和我一起携手闯荡世界。我的高中没有恋爱故事，她是我青春里的唯一主角。

"一场突发的矿下事故，把作者张太阳的生父困在距离地面600米的井下。从小在鹤岗矿区长大，张太阳知道，决定生父存活与否的，除了救援是否及时，还有家属面对巨额赔偿时是否能坚持救援。而现在，签字权就在他的手里。生父脾性暴躁，导致张太阳自小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他对父亲没有爱，只有恨。当矿难发生，签字放弃救援，他和亲人们就能获得巨额赔偿，一时间利益计算冲击人性底线。此时，带着恨意的儿子成了希望生父活着的人。2015年7月21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坐公交车下班回家。下了公交车，几张熟悉的面孔就围了过来。是小叔、婶婶、大伯。因为生父的缘故，我与他们已经许多年未联系，他们突然出现，我突然感到不安。他们眼眶通红地看着我，谁也没有说话。沉默了片刻，大伯开口说道：“大侄子，跟你说个事，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这话，我心里不安的感觉强烈。大伯停顿了一下：“你爸在的那个井口发生透水事故了，人被埋井下，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消息。不过你先别着急，矿上已经展开营救了，你别瞎想。”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只是感觉到不真实。在鹤岗这座以煤矿为生的小城里，矿难时常发生。但是，谁都不会有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心理准备。当时，生父被困在距离地面600米左右的矿井下，若按住宅楼每层2.8米高的标准层高计算，救援人员需要深入地下大概214层楼的位置，才能把他和其他被困工人救出。但矿难救援困难重重。隔在救援队与被困工人之间的，不仅仅是遥远的距离、复杂的井下结构和地下水带来的随时塌方的危险。更关键的，还有井上的家属面对矿方提出用放弃救援交换巨额赔偿时，是否坚持救援的决定。些微回过味来后，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表情。大伯说：“你要有时间，就去矿上看一看，他好歹也是你亲爸，亲人之间哪有什么仇。”我木讷地点了点头。我和生父之间确实没有仇，但是有恨。他恨我，我也恨他。图

"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她们中的一些人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找回。回家“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箭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

"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社会用作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泛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力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三本学生扎堆考公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八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陆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她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她不太想知道成绩，“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她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她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她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她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旧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考试。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去向，她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焦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掉落，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两百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她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她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作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艺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量难以屏蔽，分散她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艺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艺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艺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她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艺就已开始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艺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喆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三百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二三十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占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相互干扰，但又能相互陪伴。她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复习“行测”，下午两点前订正试卷，两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九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图

"吴敏儿出生在一个有着10个孩子的家庭。她的母亲有智力残疾，在花季的年龄嫁给了40岁的父亲，吴敏儿是母亲生下的第一个正常存活的孩子。在差不多23年里，智力和孩童相当的母亲十度怀胎生子。这是一位智力残疾女性的生育史。一位弱势的女性，只能凭借自己的生育价值，在艰难的人世间生存。本文根据吴敏儿（化名）及其家人的讲述撰写。婚礼后，她开始了连续生育的岁月我们家洗过后晒干的衣服里，经常会夹着一些洗衣粉的粉末。自我小时候开始，母亲给孩子们洗衣服总是需要用到很多水和洗衣粉。她掌握不好用量，洗一次全家人的衣服，可能会用掉半包30斤装的洗衣粉。她也曾会连续四、五个小时放着水不关，还为此挨过外婆的打。倾倒洗衣废水的水流，终点是鸭子们流连的池塘，问母亲“为什么要一直开着水龙头”，她的回答永远是“给鸭洗澡呀”。我的母亲是一个有智力残疾的女人。1996年，她嫁给了我的父亲，算是一件多方利好的事情。我的父亲很穷，年轻时一直娶不到老婆，40岁终于才把智力残疾的母亲迎娶回家。于父亲而言，至少传宗接代的大事有着落了。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智力残疾的母亲为什么会生这么多孩子。她今年46岁，共生了10胎。母亲记不住我和弟弟妹妹的年龄和生日。她能区别数字的大小，但不会算10以内的加减法，她也不知道当天是几号或星期几，她的智力像是停留在了六七岁的样子。母亲的智力缺陷，也有遗传的迹象，在我家，除了母亲以外，二妹、三弟和八妹也被鉴定为智力残疾人士，都领了残疾人证。图

"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因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她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00后二胎妈妈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下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了起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五六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呆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她提前准备了不同牌子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她在生产中积累经验。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童。图

"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汇聚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工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瘦高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随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图

"经济收缩牵连中产家庭，“被断供”的不止有房子和车子，还有身在异国的留学生。断供成为突如其来的催熟剂，要求这些久在顺境的千禧一代迅速自立。破产留学生刚开始送外卖的日子里，小恩的生活找不到平衡，就像她尝试驾驭租来的电瓶车一样，跌跌撞撞，经常摔个趔趄。在一家澳洲外卖平台提交资料后，小恩等了一个月才获批成为骑手。等待的日子里，她在墨尔本的华人车行租了电动车，是最便宜的国产品牌，光电池就快四十斤重，华人店主还送她一套二手外卖服，上面印着另一家平台的名字，看起来有点违和。但小恩觉得，只要有得穿，又不用花钱，哪一家的衣服都无所谓。电瓶车比小恩重不少。刚开始她在路上飞驰，掌握不好平衡，车身压到腿上，晚上回家指定青紫一片。她还保留着一张受伤的照片，记录缠满绷带的左腿，她膝盖上曾有大面积淤青，都是工作时撞的。图

"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高于国内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退钱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喂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她再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她更是成晚地失眠，虽已是凌晨，她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她的，但她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她在45岁那年办理退休。2千左右的退休金难以为继，近10多年她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她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她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她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超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图

"2023年5月4日，考虑到校园内女多男少的现状，四川大学将部分男厕所改成女厕所，此举引发校内外争议。生理差异令女性如厕需要更多空间和时间，这令公共女厕门前总是排起长队。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仅有两百年时间，许多国家的公共女厕少于男厕，厕所均等，在争吵中缓慢向前。公共女厕，从排斥到接纳1852年2月11日，英国伦敦的贝德福德街51号，全球首个有冲水马桶的公共女厕开张。那是个木制的小房子，里面有6个厕位，六角形尖穹顶，配有桃花芯木制的梳洗池和马桶，门票2便士，如果要梳洗衣物，则额外付钱。开张后不久，这间专为女性设计的豪华公厕就关闭了。当时女性很少出门工作。她们的主要角色是照顾家庭，逛街如果没有男性陪伴，就会被嘲笑。大城市伦敦卫生条件不佳，泰晤士河味道难闻，垃圾随处倾倒，人们在街边大小便。公共厕所是不洁净的代称，使用公厕的女性会被视作妓女。公共女厕的亮相，与抽水马桶的发明有关。此前一年的1851年，伦敦的万国博览会上，水管工乔治·詹宁斯（George

"从《爱的艺术》到《亲密关系》，当代人在畅销书中搜寻维系感情的秘方，却终究只是纸上谈兵。社会逐渐原子化，亲密关系也在变脆弱，一句话就能毁掉经营已久的亲密关系。人们用话语描述世界，传递情绪、态度和价值观。话语也被当作武器，像一记重锤，敲开信任的外壳，震碎对未来的想象和期待。信任的裂缝前任当时在打游戏，我坐在他边上看视频笑出了声。他手机那头打游戏的朋友听到了就问他：“你和哪个女朋友在一起？”之后他解释过，但我不相信他了，或者说我没办法再100%相信他。

"前不久，互联网上有一个小姨文学的风潮。小姨们从物质匮乏又充满规训的年代走来，活得恣意、独立、有主见，被视作敢爱敢恨的形象。在一个多子女家庭里，小姨的身后，站着她的姐姐们。大姨作为长姐，在家里忍辱负重，扶持弟妹，是小姨文学的另一面。小姨和大姨我妈妈是家里的“小姨”，她的形象符合当下流行的“小姨崇拜”中推崇的特质。在我妈的讲述里，她的人生是一场个人奋斗史。年少时为了保住在班里数学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我妈每学期拿到数学参考书后，回家要先自学一次，把参考书中的练习题做六遍。因为这种刻苦，她的数学成绩从来都是第一名，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均是如此。靠着在所有学科保持相似的刻苦，她成了家族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靠着学习离开了故乡外出闯荡。后来又因数学极好，获派去北京进修，接触到了中国较早一批计算机。学成回到贵州，她成为了一名计算机教师，也让我家成为家乡最早拥有电脑的家庭。那是90年代初，互联网还未在中国普及，我家早早开设了私人电脑培训班，妈妈作为教师教C语言。她至今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充满探索精神，脑袋里总会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经常怂恿我爸开车去往无人知晓的山旮旯里冒险。充满传奇色彩的妈妈，在往后余生成了小辈们仰望的小姨。与妈妈相比，大姨的成长故事则略显平淡。她长大后经历上山下乡，回到故乡后，去了钢铁厂上班，而后嫁给了与外公熟识的江西朋友的儿子，两人养育了一对子女，过着平淡的日子。不仅如此，大姨在几个兄弟姐妹之间显得并不讨喜。她穿着老土，思想保守，管得很宽，总是在弟弟妹妹玩乐时缺席，还常因为过度关注小辈们的婚恋和工作，被视作迂腐的代表。完全是“小姨”形象的反面。记忆中，我跟大姨的对话多半发生在厨房里。大姨应该不热爱厨房，从厨房的整洁程度就能看得出。她的厨房总是脏乱的，水槽边上是发黄的百洁布和钢丝球，碗柜里，碗碟和各类杂粮胡乱堆放在一起，碗柜壁上已经结下厚厚一层油垢。没有人愿意在这样一个厨房里久留。但不论愿不愿意，大姨总是在这样的厨房里忙碌，下午三点，晚上十点，都能看见她的身影。初中时，我右手大拇指上莫名长了一个瘊子，怎么都去不掉。一次晚饭过后，我把碗端去厨房，大姨见了给我说，你去路边采一棵狗尾巴草，把茎削尖，从瘊子里穿过去，系个结，隔一个星期就好了。起初我不信，没当回事。几次聚会，大姨见我的瘊子还在那里，就自己下楼采了狗尾巴草，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她的偏方。我对大姨不相信现代医学还要强行在我身上实践偏方的做法感到不满，跟她顶了嘴。但一周后，瘊子真的好了。再次见到大姨，她挺着脖子说，“看，好了吧，给你说你不信。”我哑口无言。我们家刚搬到大姨家附近时，大姨总会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常因为要去她家做客叫苦不迭，她家在8楼，没有电梯，去到家里也只能尴尬地坐着，听她嚼亲戚们的舌根子。但就是这么一位大姨，却在一条隐秘的暗线里，影响着全家人的生活。我妈察觉到自己那颇为得意的人生与大姨息息相关时，已经人到中年，在我们家搬到大姨家附近之后。一次大姨邀请我妈去逛街，走过延安路，大姨笑着指了指路边一条小巷，对我妈说，“你刚出生那会，我只有五岁，每天要走几条街过来给你打牛奶喝。之后你喝的牛奶都是我打的，你知道吗？”我妈明显不知情，尴尬地摇摇头。后来我跟身边的人聊起，才发现在家庭故事中，总有这么一位大姨，她们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却经常因为过度干涉亲戚们的生活，被视作守旧的化身。大姨常被简单地归类为小姨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大姨也有恣意的想法，只是她们过早地把人生奉献给了家庭。长姐我妈家里有六个孩子。她自己小时候是出了名的儿马婆（贵州方言，形容性格像男孩子的女孩），童年时每天只有两件重要的事：学习和疯玩。上深山去采摘野果，下河抓鱼，危险的地方总有我妈的身影。有一次，她听院子里的小孩说，银杏树的最顶端能听见神仙说话，便召集几位好友，一同爬树。等我妈爬到树尖，天色已晚，大家体力也耗费殆尽，几个人在树上睡死过去。其中一位同伴翻身，从树上掉了下来，砸破了头，鲜血直流，疼得哇哇直哭。我妈没事人似的从树上下来，最后是大姨出面道歉，才平息事件。回忆起童年我妈才发现，那时候的她没有忧愁。家里的事，我妈从不过问，事情通常也不会找到她，她的吃穿用度都被家里的大人和姐姐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在她的记忆里，家里条件优渥，不愁吃穿，她的头上常年扎着的两条漂亮的麻花辫，暗示着她享受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宠爱。每逢过年，外婆会去找裁缝给家里六个孩子一人做一套衣服，她总能获得一件“上海风”小花裙。在我妈的童年，还没有我们小一辈的时候，大姨还不是大姨，而是家里的大孩子，令兄弟姐妹们闻风丧胆的长姐。有一次，外公从乡下回来，在前院搭了一座平房，初夏的阳光正照到平房房顶，大姨从市场上买回十斤土豆，组织一家人晒土豆片。大姨把塑料盆支起来，给弟弟妹妹们分配任务。最后一个环节是将切好的土豆放到平房顶上晾晒，孩子们跃跃欲试，结果发现房顶只有我妈一个人能上去，她抓住一根铁丝，就能翻上房顶，于是大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她。大姨承担焯水的工作。焯水是个技术活，焯得不够土豆会变黑，焯过了土豆太软也不利于制成土豆片。那时候，大姨是一个组织者，她总是用游戏把家人捏在一起。妈妈对大姨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大姨自童年就有一个名号叫“黑旋风”，是四舅给她起的名字，意在说明家里大事小事都由她铺排，谁要是做得不对，就要挨打挨骂。听大人说，大姨打骂人的样子凶猛剽悍，像李逵。大姨年少时暴打我四舅的事，街坊邻里都知道。那时候四舅还在当兵，一次家里接到医务室通知，说四舅高血压严重，昏厥过去，抢救不醒，让家属过去看看。外公外婆都出了远门，只有大姨在。14岁的大姨，着急忙慌地买了3斤苹果，动用自己的社交能力，跟火车司机争取了免票坐上火车头，赶往四舅驻扎的营地去探望他。火车上，大姨饿着肚子，舍不得吃手里的苹果。车摇摇晃晃开了一天一夜，大姨见到病榻上的四舅，心疼地坐在床边。没想四舅忽然瞪大眼睛问：“你怎么来了？”“你不是生病了吗？”大姨反问。经过大姨仔细盘问，才知道四舅因为不想出勤，对血压计做了手脚，谎称自己患有严重高血压，佯装昏厥。得知真相，大姨气急败坏地揍了四舅一顿。之后，每每四舅想要证明大姨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便以此为证，“她打我的时候绝对就是黑旋风李逵。”小时候我妈对她大姐的处境不了解，也不关心，只是兄弟姐妹们起哄，对着大姨叫嚷“黑旋风李逵”时，我妈也会跟着叫两句。三姨同样是个喜欢疯玩的人，她常带着我妈去一张装有蚊帐的床上，把蚊帐当幕布，床当舞台，而后在上面跳舞。我妈还记得，有一次她和三姨跳得过于用力，床板塌了，轰的一声，惹来了远处的大姨。“你们一天就知道疯疯疯！”说罢，抬手就要打。我妈和三姨四散逃开，嘴里嚷着：“黑旋风李逵又开始了！”小时候，弟弟妹妹们谈不上多么喜欢这位长姐。三姨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媒人给她介绍过一位家境优渥的军官。到了见面的日子，三姨穿上自己最为时髦的衣服，出现在对方面前。结果回来时，对方退了这门亲事，打电话给大姨说，“你家三妹太时髦了，我怕政审不过关。”大姨听了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三姨：“你一天天妖精古怪的，你以为人家稀奇你那个鬼样子。”三姨回骂她：“你管天管地什么都要管。他看不看，我都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宁愿死了，也不要变成你这样土眉土眼的人。”我妈还记得，那天三姨走后，她撞见了正在床边哭泣的大姨。我妈天性贪玩，闲来无事就会在家晃悠，经常撞见在角落掩面哭泣的大姨。面对此种情景，她会装作没看见走开。我妈从没询问过大姨具体为什么哭泣，她只觉得，大姨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进入不了她的世界，她的世界好像也不关我的事。”她总结。后来我妈上了高中，考上大学，大姨则去钢铁厂当了文员，她们的生命轨迹自此断了交集。之后，我妈成了家族里的传奇人物。我这几次回家，跟大姨熟络起来，经常会跟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才得知，我妈的记忆有严重偏差，或者说她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很大一片盲区，而在这片盲区里修修补补的，就是她的长姐、我的大姨。作为家里的大女儿，大姨那时候过的生活和承担的责任，都和我妈这个小女儿不同。大姨是1958年生人，比我妈妈大5岁。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频繁去乡下搞运动，去一趟要小半年才回来，每个月就往家寄10元钱。孩子们由家中长辈照管，长辈忙不过来，就会找年幼的大姨帮忙。在大姨的记忆里，当时家里的几个孩子，只有她一人靠得上。我妈和幺舅，他们太小了。二姨很小的时候跟六个小伙伴去山里采野果，吃到了有毒的果子，中毒休克，后来勉强被救活，落下手脚不协调的病根，端不住东西，时不时会打烂家里的东西。三姨出生时家里没有粮食吃，饿得患上软骨病，到了4岁都无法正常走路。四舅是男孩，外公心头的宝贝，重活累活都不让他干。因此家庭事务都落到了大姨一个人头上。喂鸡、做饭、洗碗、打扫和给厨房添柴火，打从大姨记事起，生活就被种种家务占满。约是大姨3岁的时候，长辈就把家里所有关于排队的活都交给了她。后来有了弟弟妹妹，每天早上，大姨起床，给三姨的床铺换上新的草纸当做尿不湿，而后就要走3公里，去给二姨、三姨打牛奶。我妈和我四舅出生后，大姨的家务活变得更多了。大姨记忆中自己永远有洗不完的衣服，更为头疼的是被单，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一人只有一床被子，被单必须当天洗完、晒干，再缝好。每及周末，同伴们娱乐的时间，大姨就独自抱着被单去河边洗。她必须在早上洗完，趁中午的太阳，把被单平铺在鹅卵石上晾干。下午收回来缝好，才能保证晚上大家都有被子盖。家务活总也做不完，学习上，大姨就只能等家里人都睡着后才有时间写作业，往往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学习用的灯泡只有30瓦，光线本就昏暗，为了防止各家换灯泡偷电，灯泡上还包着厚厚的封条，光线更暗了

"验房师是一种新兴职业。业主收房前，验房师受雇佣作为第三方进场排查房屋是否存在潜藏的质量问题。周旋于开发商、业主和装修队等多方利益之间，验房师能守住的只有职业准则。与此同时，日日与房子打交道，验房师们也从一个新角度，观察到了中国家庭和房产之间一生中的种种纠葛。验房师年底最忙的一天，刘子阳验了3套精装房。三套新房散落在西安西咸新区一处楼盘里的不同位置。从早晨9点抵达楼盘到夜晚收工，他工作近12个小时。这一天他几乎都在同一处楼盘的3套房子内走动，上下楼有电梯接送，尽管如此，计步软件显示刘子阳这一天走了一万七千余步。刘子阳是西安一名验房师。验房师是近年来新兴的职业。业主可以雇佣验房师在交房当天，协助业主检查房屋的建筑质量、装饰装修和电气安全，为业主出具一份专业的“验房报告”，以供业主监督开发商或装修公司对房屋交付质量负责，对出现的不足进行后续整改。中国验房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国至少有2万名第三方独立验房师。这一数量正在逐渐增加。刘子阳2022年创立验房公司时，西安只有5家验房公司，到2023年上半年，他所知的提供验房服务的新公司，就多了十多家。由业主领着，刘子阳进入了第一户新房。一进门，刘子阳就稳稳地撂下了近5斤重的工具包。工具包里放着十来种常用的验房工具。刘子阳和其他验房师平日检查房屋质量、排查安全隐患主要凭借这些工具。空鼓锤，用于检测房子墙体和地面是否有空鼓现象，高光手电筒用来检查房屋的墙面刷漆是否平滑，水平仪能放射出类似“十”字一样的激光，用以检测墙角是否和地面垂直——如果墙角有倾斜，就无法和“十”字激光的射线重合。瓷砖空鼓、墙面不平整、墙角不合时宜的倾斜这几样，都是检查商品房时常见的问题。先是检查地面瓷砖铺设有无“空鼓”。刘子阳从包里取出空鼓锤，以一块瓷砖上四个角为基准，按S型的曲线敲打，一块块瓷砖地轻敲过去，检查一遍。一边敲，他凑近辨听声响。如果是浑厚硬实的“梆梆”声，意味着此处没有空鼓。如果声响清脆，那就说明存在空鼓，需要施工人员后续把瓷砖间的缝隙用小铲子砸开，灌入水泥直到灌满空鼓部分。图

"出生于2000年的李元平，自小生活在四川德阳农村，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作为电竞职业选手的两个月，那是他业余参赛拿到冠军的馈赠，然后，成绩平平的他又一度回到了村里。更多的时间，李元平是在酒店后厨切小米辣，在闷热的夜市炒龙虾，还有一次，他被一头300多斤的猪踩断了肋骨。像所有出身底层的年轻人一样，电竞职业选手曾让李元平短暂地目睹世界的斑斓，而现实，他所能有的选择少之又少。标价180万元的选手今年4月，李元平从一家电竞学校离职，回到德阳市中江县的村里。每天一早，他就被爷爷叫起来吃饭，饭后趁着清晨的空气新鲜，会在院子周围溜达一下。村里生活节奏缓慢，有时候一件事就能搭进去一天。前几天，他专门抽空进了一趟城，给爷爷买了新手机，早上出发，回到家已接近傍晚。时间缓慢，他都快忘了当电竞职业选手时，半天时间能打上好几场比赛。悠闲的心态在下一份工作迟迟没有着落之后，逐渐崩塌。在老家蹲了不到一个月，李元平变得有些焦灼。他开始向认识的电竞俱乐部老板挨个打听工作，但几乎都没有合适的职位。时间退回2019年3月，那是李元平最初接触电竞赛事的时候。他被几个主播邀请组队参加城市赛，一路晋级到省级赛，最后打败专业选手队伍拿下冠军。对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路人队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从村里去成都，李元平要先乘坐面包车或摩的，颠簸着抵达镇子上的车站，坐两小时的班车来到德阳市，然后再转大巴去成都。李元平所在的队伍拿下了冠军后，他也被一名教练注意到，对方发出邀请：“想过来打职业吗……”见他犹疑，对方紧追不舍地灌输了很多追寻职业理想一类的话，说得天花乱坠。“能开多少钱？”李元平开门见山地问。“你是新手，3000块一个月吧。”教练顿了顿说。李元平想了想，有固定收入总比没有好，“而且不晒太阳、不刮风的”，便答应下来。2019年7月到9月，是李元平作为职业选手，正儿八经参赛的两个月，但也仅此两个月。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比赛时，他坐在选手席上，摄像机晃着脑袋、大摇大摆地停留在距离他脸部几十公分开外的空气里。比赛还没有开始，他把脑袋垂下来，五官紧绷，侧过脸去和旁边的选手搭茬，避免看向镜头。李元平不是热门选手，鲜有人呐喊。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少年，有时会爆发出没有恶意的哄笑，这足够让他害羞一会儿。李元平很少回头看他们，只期待比赛快速开始，因为上了战场，就不顾上窘迫了。专注在手里四方屏幕中厮杀时，李元平话多而密集，声音大到观众席都能听见，偶尔也冒出来几句脏话。他负责打野，但总是下意识地指导队员应该怎么操作。这是他印象中，为数不多的参加过的正规线下比赛。李元平的职业生涯短暂，且不算辉煌。李元平所在的队伍由于没能在次级联赛中获得进入最高联赛的资格而解散，队员们不得不为了转会，而去其他俱乐部试训。尽管转会费被俱乐部标价180万，李元平深知各方面都算不上出色的自己，很难被卖掉，果不其然，几轮试训无果后，他失业了。2019年底，李元平回到老家，一个初中同学在工地上做小工，便把他介绍进去。同学调侃他：“怎么不做明星了？”李元平说：“屁，你见过3000块一个月的明星吗？”那之后，他开始在工地做起了临时工，一天100元。图

"描述阶层不平等的《北京折叠》在2016年摘得雨果奖，郝景芳成为了广为人知的科幻作家。不久后，她辞去官方基金会的职位，成为创业者，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巧妙构思：用面向城市家庭的通识教育课程盈利，供养乡村支教老师，推动教育公平。如今，郝景芳成为老板已经第6年，带着作家的身份在商业世界里跌跌撞撞。疫情几年，教育行业备受冲击，在发不出工资的窘迫重击下，她对商业世界也有了新的理解。在这个春天至今郝景芳还欠员工们一个月工资，但最近她的焦虑减少了许多。作为成名的科幻作家，她投身教育创业已六年，不算顺利。合伙人离去，多轮裁员，甚至持续的资金危机，都未击垮她。5月上半月，结束十几个城市的出差，郝景芳终于有时间驻留北京，除了接送孩子，剩余时间都投入到童行书院的工作。见面这天下午，她刚结束了一场公司的对谈直播，与资深数学教授“贼叉”探讨辅导孩子数学，如何才能不焦虑。没来得及休息，她就骑车赶来，一个半小时后，她又急匆匆起身离开，去接幼儿园放学的小儿子。夹在流动的人群里，郝景芳刚刚度过了无比忙碌的两个月。3月中旬开始，她穿梭于全国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十七个城市，直到五一才结束这次漫长的差旅。行程安排最紧的时候，上午还在昆明，下午就到了成都，晚上在成都结束签售，第二天下午又飞到了武汉。新书《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出版。光看书名，很难让人想到是一名科幻作家写的书，出版商的推广标语中，形容这本书是“学霸妈妈”郝景芳写给父母们的家教实用手册。实际上，新作内容与她的创业项目密切联系，她在十几个城市举办读者见面会，读者许多都来自她经营的家长社群，是跟着她创办的企业一起成长的老用户。紧凑的行程中，她挤出时间和各城市新组建的线下团队见面，为之后即将恢复的线下课程做准备。今年，童行的线下课程将拓展至9个城市，38个主题的夏令营也在计划招生。郝景芳很少提及自己的疲惫，她说自己已习惯每周7天、每天15-16小时的工作强度，每日只需要4到5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足够恢复精力。繁忙的日程中，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在4月23日。她在接近中午时抵达济南准备签售，但公司的对谈直播在中午12:00开始，她在提前安排好的会客室里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直播。紧接着奔赴新华书店参加见面会，下午6点她获得短暂休息，之后又开始签售，签完所有的书，已是晚上10点。就在这天，奶奶过世了。郝景芳下午6点就看到了消息，她又撑了4个多小时，签售结束，她把微笑固定在脸上，和在场的粉丝们合照、道谢。她吃不下晚饭，和同行的人打了声招呼就回到了酒店，关上房间的门，眼泪终于被允许掉了下来。图

"当苦闷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中年的提前到来。它大多表现为体质的下降，生活的无力，以及某次不经意间激情的消退。当他们感到自己再熬不了夜，工作更追求稳定，感兴趣的事物逐渐变少，责任与压力改造之下，活力过早地稀释。“中年感”是，力不从心我今年27岁，腰间盘突出，每周三次针灸。看到朋友圈深夜蹦迪的人，感觉自己真的老了。

"这是快手上一个略显奇怪的直播间。肢体语言丰富的漂亮女主播，在镜头前时不时比划着什么，面对直播间里评论，她会偶尔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在刷到这种直播时，有人会主动点上一颗小红心，但却很少有人刻意驻足观看。主播有时候会收到来自陌生人的打赏，也会在评论区被人骂骗子。虽然账号只有2万多粉丝，但每天会收到上百条评论和私信咨询。按照直播行业的标准说法，这类直播间目标客户精准、粉丝粘性强。或许你会认为在玩法层出不穷的直播行业里，又出现了搞怪引流的新花样，但其实这是一个面向聋人招聘的直播间。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超过3000名聋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无声直播间，在广东佛山找到了工作。他们来自天南海北，许多人此前从未离开过家乡，缺乏工作经验，几乎与社会脱节。出门工作是他们第一次独立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看见和融入更大的世界。直播间两端连接的1300公里靠着一部手机，从未出过远门的聋人张金宝在17岁那年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从云南昭通深山到广州，张金宝现在已经记不清坐得是那一班火车，只记得先搭车去宣威，然后从宣威到昆明，再乘坐火车到广州。在独自乘车的每一站，招工的手语老师徐慧都会通过视频联络张金宝，看一看火车到了哪里。张金宝并不识字，也不会基础的手语。由于担心张金宝联系不上自己，2021年10月12日那一夜，徐慧抱着手机没敢松手。老家湖南的徐慧，父母都是聋人，从小就学会用手语和聋人沟通。2020年2月，她受朋友邀请来到广东佛山，专职从事招聘聋人的工作。图

天慈边啃老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认识到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工作只是一种挣钱的方式，不会有像安妮海瑟薇在《穿普拉达的女王》中那样一路高升的幸运。现在我认为，与其在大城市孤独内耗，不如回家。

"追逐学历，研究生扩招，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奋进的年轻人通过学历晋升争取更好的就业机会。不过如今，情况生变。在无尽地海投、不断降低标准后，仍有不少名校硕士在这个求职季颗粒无收。人社部数据显示，今年北京的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毕业人数首次超过了本科生。走出象牙塔，许多硕士发现，硕士学历不再是绝对优势，除了帮助自己通过简历筛选外，难以再提供更大的增益。于是，许多人通过延毕或降低标准的方式，来躲避求职的痛感，结果各有不同。当硕士成为“标配”临近毕业，北京一所双非院校的会计硕士刘灿发现，自己的学历不够用了。4月，她参加了一场北京国企招聘会，挑中了一个不拥挤的摊位，递上简历。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瞅了一眼就把简历推了回来：“不好意思，我们只要双一流院校毕业生。”刘灿讪讪接过简历，转身离开。心情已经没有太大起伏。自3月春招以来，刘灿遭遇了4、5次相似打击。每一次用人单位的表现都在提示她：非双一流的硕士学历，在求职市场没有过人优势。3月14日，刘灿在北京参加了一场“硕博专场招聘会”，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资历并不出众。那天，刘灿见现场有提供“优化简历”服务的摊位，想找值班老师提点。前面还排了几名学生。刘灿从老师给他们点评的话中领会到，这些人都是985、211院校毕业的硕士，手握几段大厂实习经历。还没轮到刘灿，她就预感自己的履历很可能拿不出手。她“本硕双非”，除了读研前有一段在银行工作的经历，没有任何实习和工作经验。怕老师当众点评，惹人笑话，刘灿便抱着简历悄悄离开了队伍。在云集了8所985、26所211的北京，双非硕士刘灿发现，面试时，她往往是众人中学历垫底的那位。刘灿某次面试签到时发现，签到表上列有入围者的毕业院校，除了自己，其他20多人至少都是211院校的硕士。刘灿羡慕985、211院校的硕士毕业生，以为他们求职会松快得多，实则不然。图

"性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被认作是一项重要权益。与此同时，也有人自称“无性恋者”，试图谈一段剥离性的感情。他们拒斥性的成因多种多样，有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天生无法接纳性行为，还有的人则是因性教育的缺失或性创伤，而产生对性和亲密关系的厌恶。夹在对浪漫关系的期待、来自父母的催婚压力以及性观念的世俗偏见之中，无性恋者们艰难腾挪。征婚的无性恋者同居了五个月，徐卓和女友林雪没有性。卧室双人床上铺着灰色的床单，躺下看到的是灰蓝色的墙面。徐卓是拒绝的那个，他邀请林雪住进了这间冷淡的卧室。晚上，徐卓要求林雪穿上睡裤，才愿意和她盖同一床被子，女孩独身时就习惯光腿睡觉，但同床共枕的男性表达了抗议，起初给的理由是林雪的小腿太冰，或脚指甲尖锐，但偶尔，他会忍不住去捏女孩大腿上的肉。徐卓会亲吻林雪的脸颊、额头和肩膀。与有性伴侣相比，这已是两人在床上最亲密的举动。性和谐被认为是婚姻美满的重要部分。曾有对国内主要大城市的数千份离婚率调查报告显示，过半数离婚原因是性生活不和谐。为了维持夫妻感情，又或是出于责任感，对性不感兴趣的人，也会配合伴侣进行亲密接触。但也有很多人，试图寻求建立在无性约定上的伴侣关系。社交平台上有许多像徐卓这样自认为无性恋的人。他们聚集起来抱团取暖，征婚交友，他们认为比起生理需求的满足，孤独的灵魂得到抚慰更重要。王雨霏今年32岁，住在上海，正在创业。上个月她在某瓣无性恋小组里发布了征婚帖，寻找一位无性伴侣，目前未收到私信回复。她称主动发帖征婚是为了缓解父母的催婚焦虑。走出乡村后，王雨霏取得了大学学历，有不菲的月收入。可她父母总觉得女儿不论能力再强，如果不结婚，就得孤独终老。上周三，王雨霏下班回来，一打开微信，蹦出了母亲的几十条催婚信息，窒息感涌上她的心头。王雨霏心里理想的亲密关系是自由且平等的，“我在乎的是精神上的陪伴，双方财务互相独立，接纳对方的缺陷，一起看书运动，一起面对人生的虚无。”这样的伴侣并不好找，王雨霏自嘲“理想主义”。2018年开始，她相亲了十多个母亲推荐的男性，这些男性都“性致勃勃”，不合她胃口。2019年，在她的房间里，王雨霏被酒后男友抱着亲脸，她预感到男友不仅想要亲吻，马上给他盖上被子，哄他睡觉。她回忆当时的感受：“如果两人都穿着衣服，我可以接受亲吻，但脱了衣服，想要进一步发展，我立刻不想参与了。”徐卓和林雪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这对情侣生活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徐卓28岁，黑龙江人，在住所附近的幼儿园工作，林雪24岁，来自成都，正在攻读幼儿教育学位。两人在一场密室逃脱局里相识，去年7月，林雪决定接纳徐卓的无性恋立场，与他正式确认恋爱关系，如今两人已同居5个月。“这是我们双方个人的选择。”徐卓认为，就像多数人无法接受家暴、出轨一样，他只是在恋爱原则上额外加了“无性”这一条而已。徐卓把陪伴和情绪价值当做维持关系的基石。他包容林雪过去一切过往和创伤，陪她去探索不以性、外貌和身材为前提的亲密关系。在边界试探徐卓要求不发生性关系，林雪一开始同意了，但之后为此焦虑了两个月。起初她以为这是一种拒绝的话术。失落感如潮汐，总在林雪心头翻涌。她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自己身材微胖，魅力不足，吸引不到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男性。无性恋并不为大众接受，几年前，徐卓曾发微博公开自己是无性恋，评论区被质疑占满。林雪父母在大学工作，后来接受了独女的选择。向父母坦白时，林雪告诉母亲：“我们是柏拉图”。母亲除了担心女儿同居会受委屈，就没再说什么了，父亲得知之后，并没有介意“柏拉图”掩盖的无性事实，而是为女儿有人照顾而高兴，感叹女儿“终于开窍了。”亲密的朋友知道林雪的选择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徐卓可能有生理缺陷，还有人提醒，要留意徐卓会不会是骗婚的同性恋。对于来自林雪朋友的质疑，徐卓主动坦白，自己初恋是一位男性，但与那位同性相处不久，他觉得对方无法与自己共情，还没到发生关系那一步就分手了。高中时林雪就被父母送到加拿大，在寄宿家庭生活了三年。她反观自己的青春期，多数时间是在孤独和不得不自我照顾的情境中长大的。徐卓善于照顾别人，打动了她的心。林雪提起两人确定关系前的一个细节，出门旅游，他们住在只有一个卧室的公寓里，游玩一天后，两个人都很累，谁也不想睡在没有空调的客厅沙发上，就都睡在唯一的床上。两人共处一床，空调开得有些冷，徐卓也怕冷，但把唯一的厚被子让给了林雪，自己背过身去，盖着薄薄的床单。照顾是互相的，这加深了两人的感情。2020年下半年的某个深夜，正和朋友吃完晚饭的林雪听说徐卓咽炎犯了，去药店购买润喉糖、止咳糖浆和梨汤，当时新冠疫情正在蔓延，林雪在药店发现，治疗咽炎的药都卖完了，着急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心特别急，想赶紧把东西给他，让他好点。”到了徐卓家里，林雪给徐卓切了水果，扶起他吃了药，还陪他聊了会天，然后就离开了。没想到，林雪是朋友间第一个感染新冠的人，回家后就确诊了。被探望的徐卓随后中招。徐卓病情尚未严重时，林雪已经被新冠击倒在床上，于是他又买了药，给她送了过去。林雪“不带目的的真诚”打动了徐卓，在后者心里，这是当今社会中稀缺的品质。从好朋友成为情侣后，徐卓总能恰如其分地鼓励林雪，但单薄的语言有时无法打消林雪的自我怀疑。每次出门前，林雪会花很长时间化妆，换衣服时，林雪总遮遮掩掩，害怕徐卓看到她肚子上的“游泳圈”和大腿上的赘肉。每当这时，徐卓就会鼓励林雪，笨拙地夸赞她的身体“很可爱、很温暖”。有次出门游玩，林雪感慨照片中的自己脸大得像块烧饼，再度下意识地自我攻击，徐卓语气变重了，纠正她的“偏见”，称她的自我贬低，也是贬低两人之间的关系。林雪对自己没信心，也会试探伴侣的“性趣”。去年7月的一个晚上，两人躺在车里，透过天窗欣赏夜空中的繁星。在这样浪漫的氛围里，林雪转头看了看徐卓，释放出要进一步动作的意思，但徐卓岿然不动，表达了不迎合的立场。8月的一天，徐卓喝多了酒，整个人晕乎乎、醉醺醺的。林雪把这个瘫软无力的高个男人送回家，撂倒在床上。但犹豫几分钟后，林雪决定尊重徐卓，只为他倒了一杯热水，自觉回了出租屋。慢慢地，林雪接受了徐卓选择，也确认了与自己的吸引力无关，这反而增进了两人的亲密程度。今年初两人刚同居时，盖着两床被子，刻意保持距离，几个月后隔阂就被打破了，一天趁其中一床被单没晒干，两人开始盖在一起。但现在，对无性恋女孩郭玲来说，浪漫关系破碎的风暴近在咫尺。郭玲在北方某城市读大学，同级的男朋友称能接受她的选择，但提出了将来结婚后要孩子的要求。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大学毕业了，开始频繁讨论未来的规划，郭玲如果继续坚持立场，可能会失去这段关系。婚姻带来的收益是肉眼可见的。大城市买房压力大，郭玲期待能进入婚姻，两人一起奋斗买房，扎根城市。郭玲对性的排斥仿佛是天生的，刚刚成年时，她探索过自己的身体，但发现和摸自己的脸似乎没什么区别。童年时，父母工作繁忙，郭玲几乎没有获得来自家人亲密的陪伴，长大后郭玲觉得自己挺孤独，需要一位踏实的伴侣陪伴身边。现在她终于找到一个要发展严肃关系的男友，虽然对方表示了尊重，但在日常抚摸中，她总能感受到对方在边界试探。每当这时，她都推开对方，岔开话题，比如开始讨论四月份动漫新番。她用约会软件找过几个陌生异性，简单聊过几次天就失去进一步发展。她一面是因为自卑，怕对方嫌弃，一面又担心对方约自己见面，只是为了一夜情。墙上那片黑霉菌徐卓发现自己抗拒性，是在大一。那是段不愉快的同居回忆，两个人的需求总是无法合拍，相恋半年后，边界被侵犯的感觉成了徐卓的心理阴影。同时，和林雪最初的反应一样，相恋的女孩因为他拒绝亲密，质问他是否爱自己，这成了分手的导火线。在加拿大林雪和徐卓居住的社区，会定期召开无性恋互助会，来访者围着会议桌坐成一圈，面前摆着葱绿植物。徐卓带林雪参加了几次，以期获得对方体谅。王雨霏生长在北方的乡村，在小镇上学，那里有明媚的阳光，但总是照不进她背阴的卧室。童年创伤像房间墙上的黑霉菌，爬满了她阴湿的生活，是她内心恐惧的根源。对王雨霏来说，性曾经是不可言说的禁忌。幼年时，她曾在衣柜顶上的灰尘堆里发现黄碟，封面是裸露的男性和女性，她直觉那是“不好的东西”，吓得赶紧扔进角落的缝隙里。儿童游荡在村镇，暴露在危险之中。小学六年级，王雨霏和同学趁着午休空档逃出去玩，跑到了学校附近的小公园。那是夏天，蝉鸣阵阵，公园里有稀稀拉拉的几棵绿树和一片小湖。假山前面，一个男人等到王雨霏和同学靠近，撩起衣服露出下体。在情窦初开的年纪，王雨霏回忆，她曾听说自己就读的乡镇初中有四个女同学怀孕，被迫退学，早早嫁人。其中一个是她班上的女生，平时活泼好动，喜欢和男生打闹，怀孕之后就被领回家，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高中那会，母亲把王雨霏带到了镇上光线昏暗的按摩店。按摩店面积很小，从屋顶挂起帘子，象征性地遮住按摩床，王雨霏感觉师傅的手不老实，令她难受，走出按摩店，她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此事，但母亲却没安慰她，下意识地惊呼：“诶呀，这种事情你说什么呀？”现在，王雨霏对肢体接触感到恐惧，也对性行为避而远之。2020年春天，已经上大学的王雨霏去云南大理爬山，在山路边看到狗在交配，都会令她感到一阵恶心。林雪决定抛弃性了，徐卓提供了比性更令她看中的东西——尊重和平等。她发现，在眼前这个无性恋男人的眼里，她找到了自己除了外貌和身材之外，其他值得被爱的地方。林雪对外貌的自卑形成于中学，十几岁的她暗恋班上最帅气的男生，却被起哄为“班草的如花老婆”，班草喜欢更漂亮的女生，她成为了俊男美女爱情的旁观者。2021年，她曾与一位男性网友相谈甚欢，从早聊到晚。对方恭维林雪是世界上最懂他的人，像是依据自己的喜好“捏”出来的。但在万圣节前夕，和网友“奔现”后，林雪的发色、妆容、穿着到身高都被批判一番，她至今记忆犹新男网友批判她的具体之处：头发染了蓝色，不如黑色贤淑；穿着吊带短裤，看起来不像是“好姑娘”。男网友点评得头头是道，但反观这位评论家自身，却外表简陋，不修边幅，

"成年后仍受控于父母，是许多家庭悲剧的源头之一。4月，四川一位女性在父母要求下连续考公5年没有上岸，接连承受失败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成年之后，子女与父母本应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生活，而在一些家庭，父母对儿女的掌控延续到孩子成人之后。当子女们试图摘下绳索时，免不得牵扯血肉，承受苦楚。被束缚的身体18岁我离开家上大学。头两年，我妈可以在她的手机上实时查看我的手机定位，借此掌控我的行踪。我不知道她一天会看多少遍我的定位。只要我出校门和朋友吃饭，我就会接到她的电话，问和我一起吃饭的朋友的性别、年龄、学校和工作。要是我没接第一个电话，她就会在第二通电话里说：带手机干嘛用的，不想要就扔了吧。后来，在我的强烈反对下，母亲取消了定位我手机的功能。但她对我紧逼的关注一直在持续，常常接连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本没有什么，母亲对我的控制欲主要表现在电话不接通时的过分焦灼。一个周末，我早上睡了两个小时懒觉，错过母亲打来的电话。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母亲已经买了高铁票来找我。她跟我说：这班不上了，回家吧。还有一次我手机没电的十几分钟里，她打电话给我没接通，就转而打给了和我同在外地生活的闺蜜，责骂她没有负起联系上我的责任。

"强迫性洗手、一天换十几次口罩、非必要不出门，生活复苏的当下仍有一些人在硬核防疫。他们自称“防疫钉子户”，毫不松懈地进行自我防护，避世，甚至不惜戒断社交。最近不时有“二阳”的消息传出，硬核防疫的人们又将面对新一轮的考验。钉子户联盟沈畅平均每天能用掉十几个口罩。从家门口到地下停车场，他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口罩放进垃圾袋密封好。戴过即扔，是他佩戴口罩的基本原则。进入商场，逛完后出门，口罩要换上新的。外卖到了，戴好口罩开门，门一关，口罩又被扔进了垃圾桶。戴口罩时沈畅有一个习惯，要用S型的小卡将两边挂耳处的绳子勒紧，为了加强口罩的密封性，却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脸勒紧勒疼，鼻梁处总是红彤彤的。为了置换免于感染的安全感，他每天都要忍受戴紧口罩带来的疼痛和憋闷感。各种品牌、款式的口罩沈畅都买过。柳叶型的，杯型的，头戴式口罩，支架口罩，还买过一种鼻梁处有海绵条的。买多了，他对口罩的要求很高，要透气，面料也要亲肤柔软，贴合鼻子。其中一款绿色医用防护口罩，15元一个，这是他专门为出入医院而准备。现在他常用的两款，也是从试过十几款口罩里选出来的。为了方便取用，他在家门玄关处放置了专门的收纳盒，储存口罩。沈畅37岁，在北京一家公司当程序员。在办公室时，他几乎不摘口罩，不到忍不了，不在办公室吃饭、喝水。他四周的空气永远流动着，工位里摆放的一台空气净化器和左右放置的两台迷你桌面净化器，让他周围总是鼓动着风。图

"在北京顺义，有一个名为“鹊桥大队”的红娘组织，红娘是5位退休老人。过去5年，她们成功配对的男女中，大部分是郊区北京人和外地人的组合。在这样的婚配里，北京户口作为一种条件流通，和其他条件进行利益交换。男女们寻寻觅觅，在寻找伴侣的同时，也希望借助婚姻为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加码。京郊相亲江湖和人交谈的时候，王春文容易不经意地上下扫视对方。她的眼睛小而亮，埋在褶皱的眼皮下，说话时候黑色的眼珠频繁转动，透着一股精明的味道。她总是好奇对方镜片后眼睛的形状，会突然让对方摘掉眼镜，直言想看看眼睛漂亮与否。王春文正式当媒人已经第5年。2018年春天起，住在北京市顺义区64岁的王春文开始和同小区的四位老人一起，组成“鹊桥大队”，给有结婚需求的男女介绍对象。她们主要在线上牵线，了解男男女女们的条件和要求后，把这位的微信推给那位，促成他们线下见面相亲。5年来，光是王春文老人，微信好友列表积攒了2000多个年轻人。作为红娘，王春文有一套端详人的道理。看一个人的家境，要关注牙齿是否整齐、头发是否光亮、双手是否细嫩；判断一个人的卫生习惯，要看指甲是否干净、鞋边是否有灰、衣领是否发黑。王春文不怕冒犯。职业、收入、家庭情况，初次见面的多数人都将其视为隐私，谁若主动询问，就当为自己的冒失而羞愧。但王春文不在意，她总是语气平淡地打探一番。5年过去，“鹊桥大队”成功促成35桩婚姻，其中32对是“本地人+外地人”的组合。在这样的婚姻组合里，本地人的户口和外地人的自身条件，都是落在实处的交换条件。和自由恋爱不同的是，相亲以婚姻为目的，许多人为之赋予了利益交换的意义。因此，许多夫妻都要步步为营，有人成功将利益最大化，也有人一无所获。图

"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引发网友集体怀念。天涯论坛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使得天涯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本文作者彭远文先生是一位70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并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资深媒体人。彭远文说，天涯论坛就是他的“大学”。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以下是他的讲述：路指天涯我记性很差，过去对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团混沌。我不记得哪一年注册的天涯，倘在以前，可以登陆查看，现在天涯也打不开了。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上天涯大概是2001年，那时我20出头，在广东东莞虎门的一家文具厂打工。再早之前，我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三线厂（注：上世纪军工企业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建的工厂）上班。我是在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厂——这对于农民出身的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年少轻狂，总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两天看《漫长的季节》，我就是剧中的王阳。在经历了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之后，父母终于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放我去了广东。1997年，我进了东莞虎门南栅工业区的利高文具厂开铣床，一呆就是四年。那正是《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时代，我以前常说，启蒙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份报纸和两个人：《南方周末》、胡适和王小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南方周末》上朱学勤那篇《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我才知道原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思想体系。在南栅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我借到了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曾在天涯的一篇帖子这样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宿舍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但在工厂里，很难找到能够交流的人。利高厂工程部很多国企下岗出来的工人，我跟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看法不同，经常吵架。他们说“xxx养大了你，你这叫忘恩负义“，我说“明明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这叫认贼作父”，愤激之下，甚至摔门而去（完事了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在厕所抽烟聊天）。图

"女性被熟人强奸的风险是被陌生人强奸风险的4倍。这是出自书籍《危险的熟人》里的数据。这本首次出版于30年前的书籍，正在中国读者中重新流行，得到共鸣。熟人强奸是强奸案件里一种隐秘的存在。因为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正常的人际交往，熟人强奸案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难以厘清侵犯边界的难题。甚至，还没走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一些受害者女性没有意识到或者否认自己曾受到性侵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受害者的女性，往往也不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权，她们独自承受创伤，有人甚至开始反省是否因为自己的某些处事失当，导致对方误会了自己。危险的熟人洛丽一开始没搞清楚状况，起初说好的四人约会，只有她和埃里克到了。埃里克25岁，洛丽19岁，他们在洛丽打暑假工的餐厅相识，但没有深入了解过彼此。这本来是另一对青年男女艾米和保罗的约会，洛丽和埃里克只是双方邀请的陪同者。随着烧烤聚会的进行，艾米和保罗一直没现身，倒是来了不少埃里克的朋友。整晚埃里克不停地调酒，对洛丽说：“来，喝一杯吧，喝喝这个。”洛丽不想喝这么多酒，埃里克则一杯接一杯把酒喝个精光。洛丽觉得有些不对劲，但也不好当场表现得大惊小怪。等朋友们陆续离开，埃里克坐在沙发上开始亲吻洛丽，这时她没有拒绝，对亲吻的体验感觉还行。接着埃里克从背后把她抱起来，用手遮住她的眼睛在房子里穿行，洛丽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埃里克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继续亲吻，然后开始脱她的衣服，洛丽突然警醒起来，说：“等一下，停下，你得知道我并不想这么做。”埃里克说：“那刚才在沙发上算怎么回事？”洛丽回答他：“那只是一个亲吻，到此为止。”这是《危险的熟人》中讲述的一个故事，该书作者罗宾·沃肖指出，女性对于性行为往往有着清晰的边界感，而男性却只想达到最终的目的。洛丽明确拒绝性行为之后，埃里克却不打算停下自己的动作。洛丽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时埃里克把她扔到床上，开始脱她衣服。她不停反抗，拼命推埃里克，而埃里克似乎还乐在其中。埃里克带着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说：“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的，很多女人都喜欢这么干。”然后又说：“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或许你也该成熟点儿了。”最终洛丽耗尽了力气，埃里克趁机强行得逞。图

"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酝酿已久。淄博烧烤是这个假期最火爆的旅游项目。不过，新兴的“烧烤热”，意外地把2022年6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又翻回到公众视野里。烧烤也是唐山流行的美食，但因为去年夏天发生的那起恶性伤人事件，唐山不得不在烧烤热中，躲避讨论。作者安雨的家乡在唐山。5月1日，她前往唐山事件发生地，机场路烧烤一条街。将近一年过去，机场路的烟火气依旧，街上由于有多家口碑老店存在，生意依然火爆。只不过在人们言谈和街面事物细微之处，仍留下了那起恶劣事件的痕迹，它们和烟火气融为一体，难以磨灭。以下是她的讲述：去年6月发生烧烤店恶性伤人事件后，我的家乡除了“唐山大地震”之外，有了新的标签。以往认识新朋友、新同事得知我来自唐山，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起唐山大地震，有人同我说：“我看电影《唐山大地震》看哭过。”由于那场地震灾害已经过去40多年，大多数人不会用语言表露出来，更多时候只是露出一副了然于心的表情。不过现在，认识的新朋友知道我是唐山人后，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你们那里的治安到底好不好？”我自出生起在唐山生活了20多年，没有与黑社会、暴力事件交手的经历。去年烧烤店伤人事件发生后，我也感到愤怒与不安。这里是一座资源型工业城市，从小我生活的周遭，许多地方的命名方式都带着资源型工业城市的气质。我家附近有条叫做“煤河”的河，名字的来源就是运煤的河道。矿产与工业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一处原来叫做“采煤沉降区”的塌陷地带，后来改建成了公园，最近还在那里举办了时兴的音乐节。我很好奇，伤人事件发生一年后，机场路烧烤一条街变成了什么样子。5月1日晚上7点20分，我乘车抵达位于路北区机场路的烧烤一条街。现实中，这是一段西北——东南走向的窄路，不足三百米的距离聚集了数十家烧烤店。很多店家营业了十几年，是老店，也积攒了很多回头客。图

"今天（4月30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听话并不总能换来想要的好处。有时过于听话，自我的防线就会节节败退，最后，在学业、事业、亲密关系乃至真实的自我方面，失去的或许比得到的更多。乖小孩的遗憾我父母都是中学老师，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英语老师。我从小就是乖小孩，不吹牛不打架，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不做任何可能招致批评的“坏事”。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期末考了双百，妈妈问我想要什么礼物，我想了半天，挤出答案：“两块新的红领巾。”这件事被学校编成先进事迹，让同学们学习，我也被评为乡里十佳少先队员，饱受赞扬。实际上，我根本不想要红领巾，只是潜意识觉得这么做能让老师和父母满意。后来我从乡下转到城里初中，那时候VCD流行，我迷上了李小龙，每周末都要去租香港动作影星的影碟，我还偷偷买了山寨武功秘籍到天台练习，暗暗发誓要做一个很厉害很酷的人。那段时间我变成了双面人。在学校里我还是规规矩矩上课学习，在没人注目的时候，我只想当“坏小孩”。好端端地走在路上，我会突然去踢路边的树，被碰见的人骂了，我也会飙脏话回击。我在两种身份里游移，很累也会迷失，常常拷问自己到底什么才是对的。高中，反叛占了自我的上风。放学回家，我常遇到同一个女孩，不懂爱情的我光凭自己的想象和突破自我的冲动，决定向她表白。某天下晚自习，我拦住了她的自行车，她惊慌失措，可能以为我是打劫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表白的话，说了什么早已记不清，但其中一句是：“你应该佩服我的勇气！”因为这句话，我羞愧地一夜无眠。这个女孩是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学妹，我又写了一封情书，阐述自己放学路上遇到她的心动和决定表白的心路历程，她也回信了，大意是感谢我的欣赏并愿意彼此了解。收到回信，我反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发展。快高三了，学业繁重，我无心去研究恋爱的事，以为这件事会慢慢过去。结果有一天，那个女孩来教室门口找我，我始料未及。那天下着雨，我和她骑着自行车到屋檐下躲雨，我们两两相望，只能沉默。我尴尬至极，居然又戴上了“好学生”的面具，对她说：“你别想太多，现在应该以学习为重。”于是，我这段所谓的爱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又无耻地结束了。

"三年来，口罩是全国人出门必备的通行证，也是习以为常的穿戴。2023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发布《关于印发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飞机、火车、长途车、轮船、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超市、影剧院、客运场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露天广场、公园等场所可不佩戴口罩。口罩要求从绝大生活中取消，防控标记逐渐褪去。但在长久的规律下，惯性难以一时消除。尚未刹住的惯性口罩要求已经取消，高端百货商场SKP的化妆品柜员王凝，仍要全程佩戴口罩上班。正逢商场店庆期间，来消费的顾客络绎不绝。长达十几个小时，她必须戴着口罩跟顾客高频交流，时常感到氧气不足。她一直在等商场正式宣布员工不必再佩戴口罩的通知。按照品牌方规定，王凝每天早上还要花二十分钟化一套精致的全妆。然后戴着口罩上岗。保险销售员徐玲出门前依旧会随手揣一个口罩。往日的规训像印记一样刻在心里，一时很难适应它真的不存在了。到现在，她还会害怕进入哪个写字楼时，因为没有口罩被保安拦住。徐玲是否需要戴口罩取决于她的客户。有一次，她去大兴的荟聚中心跟客户吃饭，饭后两人坐着聊天时，正赶上中午用餐高峰来临，一大波人涌进餐厅，客户下意识戴上了口罩。出于某种礼貌，她也跟着从兜里掏出口罩戴上。2023年4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控组发布《关于印发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飞机、火车、长途车、轮船、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超市、影剧院、客运场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露天广场、公园等场所可不佩戴口罩。对于新规的理解，人们往往不尽相同。一名央视工作人员表示，同事们仍在按照之前的规定戴着口罩进入大楼，原因是“上面没说可以不戴”。口罩曾是外卖骑手上线接单的硬性要求，如果不戴口罩，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则无法通过。新规之后，大部分骑手依然选择戴口罩送餐。何婷婷就是其中之一，她说，主要还是怕感染，一旦发烧会影响赚钱。另外，骑车时口罩也能起到挡风的作用。去年十二月份，北京处于新冠过峰阶段，大量骑手因为感染而无法出门接单，餐品几个小时没人送成了普遍状况，一度导致运力瘫痪。2023年4月18日，多家媒体报道，北京地铁已经取消对乘客佩戴口罩的强制要求，广播提示语从“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改为“建议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那一天，一位博主信誓旦旦来到地铁亦庄线小红门站，特意拍下自己乘坐地铁的过程。他对着镜头说：“三年来，这是第一次不戴口罩坦坦荡荡往里走，我看有没有人要拦我。”顺利上车后，这位博主发现，里面90%的人都戴着口罩。实际上，北京地铁对口罩的管理在这之前就开始松动。四月初的一天，万书豪进站前发觉兜里没有口罩，他灵机一动，掏出一张面巾纸，展开别在眼镜托上，遮挡住了面部。竟然顺利通过了闸机，安检员并没有拦他。当时，地铁里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只有他的脸上是一张会随着呼吸上下飘浮的纸巾。坐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实在有点滑稽，索性摘了下来。闷热的春末一天，北京东三环住邦2000写字楼下停车厂门前，一名保安始终把口罩挂在下巴上；两个食客坐在附近的美食广场里抽饭后烟，口罩同样挂在下巴上。北京电影资料馆里，直到影院熄灯后，陈丹才敢偷偷把口罩摘掉。她是一个电影爱好者，每当资料馆放票的日子，她都定闹钟抢票，有时一天能连看三场。她说，以前管得严的时候，即使电影开场，也有工作人员进来巡视，提醒座位上的观众戴好口罩。随着电影结束，灯光再次亮起，所有观众从黑暗中浮现，她紧忙把口罩重新戴上。她害怕自己的面容突然暴露在光亮下。口罩依赖症在杜鹃家里，口罩就放在门前的鞋柜上，出门前随手戴上口罩成了她的肢体记忆。这位28岁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曾拥有各种卡通联名款口罩，根据穿搭风格更换不同样式。她购买过最昂贵的一款口罩，一支要六十多块钱，具备防晒功能。如今，佩戴口罩给她带来更多的是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前几天下班，她因为专注于跟同事聊天，没戴口罩就进了地铁。当她偶然从手机黑屏中看到自己裸露的脸时，心里顿时升起一阵巨大的尴尬，“那感觉就跟没穿衣服一样”。出站后，她像往常一样给沈阳老家的母亲打电话，提到刚才坐地铁没戴口罩，母亲惊讶地说道：“你疯了吗？为啥兜里不多揣几个。”有时，杜鹃在世贸天阶附近的公司楼下抽烟，遇到有人过来问路，她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口罩戴上。她无法接受两张没有遮挡的脸面对面交流，这让她感到恐惧。刘雨萱曾在公交车上因为口罩和人大吵一架。早上九点多，她从朝阳站乘坐431路公交去往东风北桥。落座后，协管员让她戴上口罩，她不解地问，地铁已经不要求了，为什么公交还让戴？两人争论时，一个中年女乘客说道：“你快闭嘴吧，少喷点。”刘雨萱形容，那语气就像指责她不戴口罩说话，仿佛是在散播病毒。吵架以司机停车劝解而告终。当车内重新恢复平静，刘雨萱才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就像是参加网络骂战，其他人都是匿名，只有没戴口罩的刘雨萱是实名。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拿出手机开始处理工作消息。三里屯太古里商场，库管员赵刚同样不适应摘掉口罩。他所在的潮牌服装店共有十名店员，虽然商场没有明确通知，但大家都慢慢摘掉了口罩。仓库平时少有人走动，觉得憋闷时，赵刚最多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有店员进来拿货，他本能地再把口罩戴好。甲流盛行时期，很多店员都出现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状，大家依旧坐在一个小方桌上吃午饭。过了几天，赵刚开始发烧，他撑到下班，回到家一量，39度多，“走路都发飘”。他承认，自己坚持戴口罩并不是为了阻挡病毒，单纯是因为不戴不习惯。即便地铁已经取消对乘客佩戴口罩的要求，对赵刚来说，不戴口罩出现在人流密集的空间，是一件需要承担极大心理压力的事。如果没有口罩，他宁愿放弃乘坐地铁。赵刚的儿子今年三岁半，由河北老家的父母带着。他记得两年前刚给孩子戴上口罩的样子，因为不适应，这个一岁多的小生命只要一戴口罩，就会张大嘴巴，转为用嘴喘气，“从外面看一鼓一鼓的”。过了几个月，小娃才学会如何在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正确呼吸。三年防控占据了赵刚儿子生命的大部分时光。出门前，孩子会跟奶奶主动要口罩戴。这个三岁多的孩子还养成了监督意识，如果大人没戴口罩，坐在婴儿车里的小人会向奶奶举报：“你看爸爸把口罩拿下来了。”有次，赵刚抱着儿子逛超市，因为天热，他趁着人少把口罩挂在了下巴上，儿子看见后，一把给他撸了上去。这都源于奶奶的教育：“外面有病毒，不戴口罩不让出门。”成年人杜鹃觉得，彻底摘掉口罩，需要一个脱敏的过程。模糊的界限取消口罩要求之前，1999年出生的万书豪曾多次试图和公交管理员辩论。晚高峰时段，他故意不戴口罩挤上从定福庄开往慈云寺的快2公交。被协管员发现后，他理直气壮地喊道：“我没有口罩戴什么戴。”上车之前，他甚至设想过，如果发生冲突，自己就能上热搜了。结果，对方只是用疑惑的眼神瞪着他，再没吭声。早在今年三月份，胡昭行就开始不戴口罩乘坐地铁。每当工作人员给他提供口罩，并要求他戴上，他都会把口罩揣进兜里，谎称一会儿就戴。久而久之，胡昭行产生了搜集的爱好，那段时间，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不同地铁线路赠送的口罩，1号线，6号线，7号线，14号线……他本来想用马克笔在口罩上标记出线路和站名，以后办个展。只可惜，没等搜集多少，地铁站再也不给口罩了，而是直接放行。戴与不戴之间，似乎存在一条模糊的界限。为了不戴口罩，打工人陈斌选择打车出行，他说，很少有网约车司机要求乘客必须佩戴口罩。作为代价，陈斌每月要在通勤上多支出2000元左右，占工资的五分之一。有一次，北漂胡招行打完水准备上楼，进电梯后，一个大爷看他没戴口罩，顺势把门一档，非要让他出去。俩人耗了半天，大爷操着京腔逢人便说：“你们看着小伙子不戴口罩，在电梯里放毒嘿。”等保安赶来时，胡招行已经坐在电梯里打了两局王者。他告诉保安，你们可以劝导，“但我也有不戴的权利”。万书豪一度觉得，口罩大概率是要一直戴下去的，因此，他还买了一家生产口罩的医疗公司的股票。另一边，他又希望能早点解除对口罩的强制要求。他把这一操作称为“风险对冲”。口罩也有存在的必要。身为北京一家二甲医院的内科医生，59岁的王秀丽目睹过很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后，引起心肌炎、肺部纤维化、低氧血症等并发症，无法恢复。“我理解年轻人不戴口罩，但老年人抵抗力低，他们是弱势群体。”现在，作为传染病的“风暴中心”，医院依旧每周给医护人员测核酸。即使不在医院，王秀丽仍保持戴口罩的习惯，她说，如果第二轮感染潮后果不严重，或者压根就没来，她才能完全放心地摘下口罩。王秀丽的父亲今年84岁，患有脑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综合征，长期卧床，由二女儿一家和一名全职保姆照顾。去年春节那天，王秀丽怕感染老人，她就站在门口，看着失能失智、躺在客厅的父亲，她想了十几分钟，最后还是没敢进屋。＊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春天是残忍的季节。在张家界和什邡发生的新闻，震动社会，同时也令人开始思索春天的意味。激素波动，牵引躯体和精神的病状，万物复苏的春天也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危险。在春天复发三月的一天，池月在家吃卷饼。她夹起一块带鱼往饼里卷，带鱼在筷子上晃动。发觉自己的手在不受控地抖，她心想，是这个讨厌的季节又来了。池月今年23岁，手抖的毛病已有多年。她在高三的时候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是精神障碍的一种，患者会被“躁狂”与“抑郁”两种极端的情绪来回冲刷，同时伴有躯体反应。一进入春天，身体就愈发不受控。池月频繁地心悸、手抖、做噩梦、胃疼、前胸后背都疼。这股疼痛来得没有原因，也赶不走，她只能忍耐，等着它过去。忍着疼的时候，她会想到去死。她想，只要死了就能彻底解脱，但转念又想，父母和家里的五只猫怎么办？两股力量在脑海中拉扯，最后生念占据了上风，把她拉了回来。她说，在这个春天，生死的拉锯几乎每天都在她脑海中发生。胡晓诺其实很喜欢春天。2021年，她高中毕业，本要出国留学的她因疫情滞留国内。白天，她去冰淇淋店打工，走在路上，她喜欢观察两边的树木。早春枝桠有一点发黄，几天后冒出一点点嫩绿色，远远看起来树冠毛茸茸的。慢慢地，树叶生长，变成更青翠的绿。她很喜欢。只是，看着这盎然的绿意时，她的思绪总会飘散，尤其当想到自己，一种窒息感就会袭来。无望的生活与眼前的春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攫取走她的快乐。她后悔出门，只想缩回家里。2021年春天的时候，胡晓诺整整一个月都没出门。原本她特别喜欢去参加唱歌社团，可到了春天，一想到出门排练要洗澡化妆、假装出一副精神饱满的样子，就连下床都变得无比困难。图

"18年来，周彤的母亲一直在为女儿的清白四处奔走申诉。2005年8月，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13岁的周彤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他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很快，周志章、王娟和荆勤守都被判刑。荆勤守被判嫖宿幼女罪，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周彤的遭遇被认定的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她的母亲希望通过继续申诉，改变这一局面。曾被至亲出卖，给周彤的生活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创伤。她会独自在家，冲着空气喊叫，以宣泄掉内心的冤屈。她的母亲张霞也备受打击，愧疚令她不停奔走。不论对女儿还是母亲，这都是一场漫长的心理重建。如今周彤32岁了，她穿过婚纱，也当了母亲，开始尝试与世界和解，母女因此事被摧毁的人生废墟上，现出了些许生机。4月19日，在30平的公租房里，在母亲的陪伴下，周彤开口讲述她的伤痛与求生。不断被打破的平静18年来，妈妈为帮我申诉，常年奔波于北京和长春之间。有很多次，我想对她说：要不算了，都这么多年了，告不赢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心里有巨大的不甘。每次母亲尝试申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虽不情愿，我还是会参与。每次希望升起来，最后又都以失望告终。日复一日，均是如此。2005年8月，我14岁，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我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事后我了解到，这场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我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之后，周志章和王娟又两次把我卖到洗浴中心，让我经历了一生难忘的黑暗生活。事发一年后，妈妈配合警方，抓获了王娟、周志章和荆勤守三人。又过一年，2007年7月11日，妈妈拿到两份判决书：王娟和周志章因介绍、容留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荆勤守因嫖宿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是具备有效同意，这意味着我经历的那场噩梦，不是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这个判决在之后的18年，让我和我的家庭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我孩子怎么会卖淫呢？”不久前，家里来了记者，妈妈试图用自己的逻辑，说服对方相信我的清白。她会给对方提起我爱干净的性格，提醒对方我说话的方式，文绉绉的，“我们彤儿，之前学习可好了。”还有强调我们家曾经的富裕——我在小学时，世纪之初，就拥有了一部手机。她只要接到话茬，就会滔滔不绝地描述。我有时候听得尴尬，只想逃走。我曾对妈妈带律师或记者来见我这件事，感到无比恐惧。想到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暴露，进而影响到现在的生活，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就会从胃里翻涌出来。更加难过的是问答环节，不论是问起我的过往，还是当下的生活，我都止不住大哭。我的生活是经不起细想的。2005年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来不会主动回忆，那些记忆只会在噩梦到来时，把我吓醒。每当我述说它们，那个逼真的场景，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有时我会害怕得必须用口罩遮住眼睛，不断揉乱头发，才能保持当下的现实感——那件事已经非常遥远了。几次问答，妈妈都在不远处陪着我。她不敢打扰我跟律师记者们的对话，就给自己找些活干，收拾旧衣服，扫地抹桌，或是整理冰箱里的饭菜。听见我失声大哭，她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小跑过来，抱着我的头，一边摸我的头发，一边说：“大宝贝儿，咱不哭，人家是来帮咱的。”这些会面，我会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对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就跟妈妈说，我想回家。如果他们放我走，我再接着问妈妈，是不是下次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直到妈妈回复，“嗯呐，再也不会了。”我才安心离开。只是没过多久，又会有人找上门来。起初我不解，我的日子正在逐步回到正轨，妈妈为什么要不断打破我的平静。2013年，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长相平平，大我9岁，手上有遗传病留下的大块瘢痕，没有正式职业，偶尔去饭店帮忙送货。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里，我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他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我沉默。2小时，我们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到了下午，他向我道别回家。不久，这个男人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是个能让我感到安心的男人，他从不问我的过去。婚礼是妈妈筹办的，在当地的小酒楼里，总共请了十一桌人。继父家的亲戚请了四桌，妈妈家这边请了七桌。我穿上妈妈挑的白色婚纱，站在台子上，跟男人完成了仪式。婚后一年，在产房，我生下儿子毛毛。如今毛毛已经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吃饭时他会主动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突然扑过来，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儿子软乎乎的小脸蹭着我的脖子，我心里顿时炸出了“欣喜”的感觉，那是我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正向情绪。婚姻和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改变。我丈夫老实又顾家，每天出门赚钱，按时回家做饭和接送孩子。闲下来时他就呆在家里看看电视，我就在不远处的卧室躺着，听到电视传来微弱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陪着我。现在我的生活里只能容纳3个人：妈妈、丈夫和孩子，其他人我都拒不来往。但即使是最亲的人，我也难以亲近他们。毛毛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分床睡了。我和我丈夫说，“你把毛毛接去跟你睡吧，我只能一个人睡”。丈夫没有多问，把毛毛接去跟他睡在另一间卧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孩子躺在一起过。我害怕跟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感觉，即便那个人是我丈夫和儿子。我也想承担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努力去接送孩子，但是成功的次数极其有限。我无法跟陌生人接触，送孩子去学校时，校门口很拥挤，来来往往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每次这些陌生人碰到我，或者只是跟我擦肩而过，我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肩膀紧缩，有时候我要闭着眼睛，平复很久才能缓过劲来。出门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非要出门，我会提前计划好。有时我会提前两天做好心理准备，临到要走，我就看着那道通往外界的门，心想：我可不可以不出去呢？十次中有九次，我告诉自己，没必要。最后，我又索性躺回床上。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床上。多数时候我闭着眼睛，如果有点力气，我就睁眼看看天花板。心情特别不错的时候，我也会刷手机，看看新闻，或是看一些玄幻小说，比如《盗墓笔记》，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大部分时间，我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一躺躺一天。我躺下的这些年，跟我来往过的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我再也没有交过新的朋友，跟小学同学我也只是在微信上聊天，从不见面。每当他们试图约我出去，我就说：“不去，在睡觉”。久而久之，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睡觉、很少出去的人。对他们来说，睡觉是我的爱好。跟家里的亲戚，我也不来往。我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舅舅，前几天，我去我妈妈家，她想叫舅舅开车把我送回家，我立即拒绝了，夺门而出。我妈知道我的脾气，没多劝我，只是在门口对我喊：“我把打车钱转你，注意安全。”我头也没回地走了，我无法想象和舅舅在单独在车上的场景，他一定会对我说话。太可怕了。我只想打一个陌生人开的车，立即回家躺着。有了丈夫和孩子之后，我开始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种眷恋，不想再去打破。可妈妈却不断用申诉这件事，把我带回到当初的场景。不久前我才意识到，故事还有另一面。妈妈觉得对我愧疚，她想为我做些什么。申诉是她在照顾我情绪，维持我的生活之外，能帮到我的另一件事。她在用这件事赎罪。我和妈妈都是受害者2005年9月，东北的气温开始下降。妈妈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回来后，我一直用被子裹着自己，沉默地把自己封锁在床上。大概过了十几天，我积攒了足够的安全感，再加上妈妈一直抱着我，哄我。我告诉了妈妈我所经历的一切。妈妈听完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她想从我们住的骑楼上跳下去。继父把妈妈拽了回来，他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说：“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彤儿没了你可怎么办？你可是她妈妈啊！”十几年后，当继父身患肺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弥留之际，他抓着妈妈的手，说了同样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糟糕。我常觉得她疏于对我的关爱，也不能体察我的心情。在跟她的一次次争吵中，我慢慢拼凑出她的生活，才开始逐渐理解她。有一次，妈妈从朋友那里，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宾馆前台，月薪3000元。我很愤怒，差点想打她。那天，她话音刚落，我就大吼：“你嫌我不够丢人，你让别人看我舒服啊！”我控制不住怒火，直呼妈妈大名：“张霞！”我当时想的是，她怎么能够为了3000元，让我每天对陌生人迎来送往，难道她看不见我对陌生人有多么排斥吗？我经常在家毫无理由地尖叫、大喊。像有一股无名怒火要撑破我胸口。又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妈妈大吼，她对我说：“大宝贝儿，你妈有脑梗，你再吼，你妈死了，你该怎么办？”我才知道她有脑梗。后来我知道，不仅是脑梗，她还身患多种慢性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神经病变。还有一次，我觉得日子到了头，向她要钱，她不给，我们吵了起来。吵到激动处，她把在北京申诉时的住所拍给我看。屏幕里，黢黑一片。那是一个昏暗的五人间，40元一个床位，没有家具。妈妈举着手机，拍着这个残破的房间。妈妈从2007年开始为我申诉，这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一路滑落。她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四百元的公租房里。去北京申诉，几乎很少吃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撑一整天，问起，她就说，有糖尿病吃不下去。她缩减开销，衣服也只穿我剩下的。妈妈总是自责。不止一次对我和他人说起，她总觉得整件事是她引起的：如果当初离婚时她没有答应把我判给父亲，18年前她就有理由拒绝让我去亲生父亲家，我就不会被强奸；如果第一次她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出来时，就坚持让我跟她回家，我就不会第二次被卖去洗浴中心。“妈再也不撒手了。”她经常说起这句话。最近这次妈妈回来，我明显发现她变老了。脸上多了不少褶子，走路也不稳，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我总看见她在吃药，说不清有多少种。被我发现，她就自嘲，“妈现在是个药坛子了。”我很想跟她说句对不起。如果没有我，她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她本是个爱笑、幸福的女人。我以前觉得，2005年那场伤害中的受害人只有我，这些年逐渐明白，还有一个人，受着跟我近乎同等的伤害。我的妈妈，张霞。遭遇不幸后，我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妈妈都看在眼里。刚结婚那会，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怒火中烧，大喊了出来，丈夫听到后，问我妈妈：“你女儿是不是有病？”我妈跟他说：“没有，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妈妈和我默契地向我的丈夫保守着秘密。反抗、沉默与爱世纪之交的长春，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一些女性下岗工人无奈之下被迫从事色情行当，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至少就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其中多数店面，都提供性服务。有不少小姐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家人，正在从事性服务。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性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家庭条件不错，继父在石油公司上班，妈妈卖水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学期间我寄住在老师家，老师照顾我吃饭起居，辅导我写作业。我的成绩也不错，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五。我们一家本本分分，本应该跟性产业沾不上边的。厄运不知道为什么找上了我。在小升初那个漫长的暑假，有一天，生父周志章给我打电话，他说：“听说你初中就要去住校了，爸爸以后很少再见到你，你去我那里陪我呆几天吧，爸爸想你。”挂了电话，我给我妈打过去，问能不能去，我妈同意了，只叫我路上小心。我不叫他爸爸，我叫他周志章，每次叫这个名字，我都牙根痒痒。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跟我生父周志章协议离婚了。爷爷再三央求下，妈妈同意让周志章抚养我，他家那时倒腾粮食，比较富裕，妈妈以为我跟着他生活会变好。事实证明，爷爷奶奶待我很好，周志章对我却非常残暴。和周志章住在一起时，他几乎每天都打我，有时是喝醉了打我，有时没有理由，看见就打。久而久之，我形成了惯性，他一抬手，我就抱着自己，开始发抖。恐惧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和妈妈一起生活后，周志章每周都要来找我，每次他说要来，我都告诉妈妈，我愿意。我怕我不同意，他又要打我。我承认，当时我对周志章不只是简单的趋利避害的恐惧，还有被血缘强加的复杂的依恋。爷爷去世后，周志章没了工作，我经常担心他过得好不好。有一次，我继父给我零花钱，我给周志章送去了，回来后妈妈骂了我一顿。我跟继父和妈妈在吃饭，看见眼前丰盛的菜肴，忍不住哭出来，求他们给周志章送去一点。图

"30岁裸辞面试新工作，一线城市白领阿憩看见了和25岁时完全不同的景象。年轻时稚嫩不成熟，职场展现出大度和宽容，到30岁经过历练经验成熟，职场却因生育等工作之外的因素，升起一道“窄门”。越过30岁，已婚未育的阿憩发现，和她一样的女性必须担负着职场和家庭对她们完全相悖的期望，艰难前行。以下是她的自述。临近30岁，意外无限期待业“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已经到30岁了吗？”面试时，HR问我。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对方继续试探：“需要了解您的婚育情况。”“已婚未育，近两年内没有生育计划。”我习以为常地回答。2022年2月底，我从上一家公司裸辞。从那之后，在我求职的过程中这样的对话时有发生。“女”“30岁”“已婚未育”“裸辞”，带着这串标签，我待业至今已超过14个月。简单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方语带歉意地向我解释：“不好意思，公司会比较在意这个。”决定辞职前，我刚办完婚礼不久。婚后，我我发现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从独立的个体变成了“XX的妻子”，这个身份就如我丈夫的秘书一般。有一次，新搬来的邻居想了解我们家装的经验，选择了在业主群里添加我的微信，而不是添加我丈夫的微信来询问。无论是我的父母，还是公公、婆婆，也总是下意识地通过我去了解我丈夫的行程和状况，而不是直接去和我丈夫沟通。再比如，当父母知道我在家，而丈夫要从外地出差回来，总是提醒我做好饭等待。似乎在这个家中，“沟通”“安排”“等待”这些事，就应该是我、必须是我——一名妻子来做。但在另一种语境，比如长辈或外人跟我聊到我的工作转换、家中房屋置换这类话题时，总会问到“你丈夫怎么想”“你丈夫支持吗”，这时候我又成了次要角色，我的想法不如丈夫的想法重要。当我发现所处的环境，对于“妻子”这一身份的注视和要求是这样的时，我感到窒息。生活上的身份凝视已让我十分抗拒。工作上，我所在的行业当时正在走向萧条，眼看职业发展空间不断受挤压缩小，我萌生了转换工作赛道的想法。动荡的大环境下，公司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也让我十分疲惫。生活和工作双重受阻，我亟需一个人际关系简单的职场环境。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进行心理咨询，试图在与咨询师的交流中看到“我”的价值、探究“我”的形成、了解“我”和他人的关系，极度渴望找到一个答案、或者说，一个出口。决定行动的那一刻，是我在公司内部年会上睹一位女高管因为业绩没达标，踩着高跟鞋跟一群男士一起当众做深蹲。看着这一幕，我窘迫不已，不知是为台上这位我十分敬重的职场前辈，还是因为想到未来这一幕可能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不忍心看下去，我找理由逃离了年会现场，当下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正式提出离职前，我犹豫过。有一些现实的衡量，比如担心下一份工作的职级比眼下的低、工资比眼下少，比较眼下的工作能给我什么、离职的话会失去哪些。我也会担心，已婚未育的身份会否影响我找新工作，找到新工作前没有收入的这段时间，家里人看待我的眼光会不会发生变化。不断衡量的过程中，我发现内心的鼓声依然不断奏响。我想，比起那些外部的评判标准，我更应该在意自己的情绪状态，事实上，我需要立刻停下来喘口气。于是，在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项目之后，我递交了辞呈。交接期当中，来了几个新的工作机会，我没有急着推进，计划着慢慢接触和挑选，让自己有时间调整好状态、认真考虑考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规划。但生活没有顺应我的计划。那是2022年第一季度，疫情反扑，我所在的城市落地了封控措施。那之后，一个已经面试过两轮、我最有可能入职的岗位通知我暂缓招聘，紧接着，另一个和我经历匹配度较高的岗位从正职变成了外包岗。再往后，我当时正接触的其它招聘职位一一宣告关闭，猎头告诉我一些刚对外发布的招聘需求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从“慢慢选”变成了“没得选”。猎头们能做的，只有建议我“再等等”，我预感到自己的待业时间将被无限期拉长。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讨论疫情蔓延和经济寒冬，每次打开社交软件，我的心就沉下去一次，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感觉到不能一直陷在被动的焦虑和无力感之中

"有性学专家的研究显示，无性婚姻在人群中的占比达到五分之一。后疫情时代，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甚或生活也变得萧条，亲密关系也更容易滋生倦怠。当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不确定，对性的忽视和抑制，就像对消费和享乐的压抑一样，也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关闭了的性开关书房是赖德伦的避难所。白天，他参与鸡飞狗跳的家庭杂务，晚上就躲到书房处理工作业务，累了直接在书房睡下。有时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着了，妻子也会来书房找他，但两个人没有心力互诉衷肠，张口闭口都是孩子和工作中的问题，聊完就各自休息，更没有力气调动情绪发生亲密行为。生活令他们疲惫，“性”冲动像被打湿的火柴，燃不起火花。小儿子现在刚满月。有一天，赖德伦在家里的小白板上列出了孩子3-6个月、6-12个月、12-15个月需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密密麻麻桩桩件件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年迈的父母已经承担了快四岁的大儿子日常的接送，刚满月的小儿子就得由赖德伦夫妻俩自己照看。虽然有月嫂帮忙，但夫妻俩的压力仍然很大。白天要从工作中分神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晚上也得定时醒过来看顾。工作和孩子两头兼顾，使得赖德伦夫妻心力交瘁。这对夫妻自己创业已有两年，但收入一直不算稳定。他们做的是情感咨询项目，主要帮助学员处理婚姻中的问题。疫情开始后，学员数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令赖德伦没有想到的是，当三年疫情结束，他没有等到预想中的学员数量反弹，就连议价也从过去的开诚布公变成了极限拉扯。不少人以“疫情期间经济压力大”、“疫情之后没挣到什么钱”为由要求降价，有人甚至提出能否作为公益帮助免去费用。有一个月，赖德伦只挣到了2000块。2022年10月，赖德伦带着一家人从燕郊搬到了北京。同样是120平的房子，房租翻了六倍不止，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2023年3月，小儿子降生后，由于是自己创业，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人能给夫妻俩放产假，因此新生儿到来的喜悦没有维持太久，赖德伦就又被柴米油盐的压力淹没了。赖德伦的妻子从坐月子起就恢复参与工作，每天在手机上处理运营事务，回答客户的售前咨询。工作之外，这名女性还得时刻准备着给孩子提供奶水，有时候小儿子不愿意吸奶，她就得借助机器，机器吸不出来又得上手挤，这令她的情绪十分焦躁。咨询业务都压在赖德伦头上，他需要时刻注意，及时回复学员的信息，疏导学员的情绪，晚上也是语音通话一个接一个。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得分神照顾妻子的情绪和小儿子的日常。才37岁，赖德伦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是眼睁睁看着白发扩张领地的，从两年前零星半点的斑白，到后来占据了1/3，再到如今盘踞半个头。每个月的成本摊开在赖德伦眼前，他没法不焦虑，他无法想象收入持续低位的后果，“很恐怖”。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由低到高五种生理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越低层次的需求越有必要被满足。原本，性的需求归属于生理需求，但当对安全、稳定的需求关联到生存相关的基本生理需求，性好像自然而然就被放在了不那么重要的位置。面对不确定、不稳定的收入，和维持一家人生活所需的庞大成本，赖德伦不断重申自己背负的压力。有时即使有什么想法，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按捺下来，“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我只想早点处理完早点休息。”赚不到钱，一家人的吃和住都会成为问题。对赖德伦来说，性生活是有开关的。生活的压力、夫妻情感的波动，都会影响他有关性的生理需求。有时他选择关上开关，而更多时候，他是下意识地忽视这个开关。生活已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与冲动勾连的性，好似也失去了吸引力。马由的开关早已盖上一层厚尘。直到被问起，这位32岁的媒体人才惊觉，上一次与女友发生性行为竟然已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随之被意识到的另一个发现是，抽屉里单价几十元的“小雨伞”应该也早就过期了。这两年来，马由从未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也没有察觉感情生活有什么缺失。在他的印象中，女友从未对此有过不满，两人平静和谐的关系让他相信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明显不是大自然的规律，而是由生活压力助推的。这几年，马由成了一个低物欲的人，对消费、财富、成就乃至性，都已经没有太多的欲求。与女友同居三年，马由每个月的工资堪堪足够支付两人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女友的工资则由她自己支配。“排消费需求，男人是在狗下面的，我就是这种人。”马由调侃自己说，在媒体工作10年，他现在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刚入行时的水准，工作压力却比以往要大。他用“降低预期”来描述对现状和未来的悲观。马由和女友相恋四年，同居三年，目前双方家长已经在商议婚事。马由估计，如同他们二人水到渠成的感情发展，无性的状态也会自然而然地延续到婚姻生活中。马由和女友都是坚决的丁克，理由是“没有信心，也没有打算让下一代来背负生活的沉重”。虽然丁克的选择和性生活并不完全抵触，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用来预防生育，但这个选择被锚定之后，马由觉得，性行为的必要性好像就被剖除了。不堪重负的生活张晓慧的“开关”是在生完大女儿不久后关上的。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拮据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清淡。当她看向丈夫，目光里原有的炙热也被扑灭了。丈夫比张晓慧小三岁，是个厨师。2019年8月，34岁的张晓慧和丈夫一起在宁夏开了一家饭馆，主要做新疆小吃和炒菜。生意起初很火爆，一到饭点，就有源源不断的客流。那时，张晓慧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但仍坚持在店里帮忙，她挺着沉重的身躯穿梭在桌椅之间，招呼客人、点菜上菜，有时要忙到晚上八九点。虽然忙碌辛苦，但这对夫妻感情很好。张晓慧时常觉得丈夫有“皮肤饥渴症”，经常要求亲亲抱抱。每天饭馆关店后，丈夫会陪着她散步锻炼身体，两个人手牵手走回家。散步的时候两人无话不谈，展望未来的美好生活。刚生下大女儿没多久，疫情就来了，饭店生意也受了影响。起初，张晓慧和丈夫没想太多，只觉得疫情总会过去。夫妻俩一边带孩子，一边支撑饭店的生意。大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要在父母的怀抱里才能安稳睡着，撒不得手，一放下就哭。张晓慧只得和丈夫轮替抱娃，她抱前半夜，丈夫抱后半夜。尽管疫情令饭店生意一落千丈，但仍有忙碌的时候，夫妻二人既顾孩子，也要忙生意，收入却惨淡。在与现在的丈夫结婚之前，张晓慧曾有过一段7年的失败婚姻。离婚时前夫威逼利诱，企图挽回，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朋友们也觉得她遇人不淑。嫁给现任丈夫之后，又遇上饭店亏损，于是朋友们开始将现任丈夫与她前夫相提并论，认为张晓慧“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嫁的第一个男人就那样，第二个男人又这样（没本事）”。张晓慧将这些话听了进去，她身心疲惫，自怜自艾，也将不满投射到丈夫身上。张晓慧将这些不满形容成“在内心种下了恶的种子”，她无法抑制对丈夫的嫌弃，尤其在面对丈夫偶尔的亲热需求时，她会很烦躁。她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我今天好累”、“我今天好困”、“我今天头疼”，并在心里不满丈夫的不思进取：“他一个大男人，天天不想着挣钱，脑子里净想着这些事情，挺没出息的”。有时实在推脱不掉，她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丈夫的需求，感受不到过去浓情蜜意时的愉悦和快感。在穷且忙的生活压力下，张晓慧对丈夫的评价降低了。疫情第一年，张晓慧夫妻的饭店还能勉强支撑，但到了第二年，饭店开始持续地只亏损不盈利，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等到闭店时，债务已经累积到了20万。闭店之初，张晓慧的丈夫回归了当厨师的老本行，企图用打工来还债，但时运不济，每隔一段时间，她丈夫工作的饭店就会出现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他白白工作一个月却没拿到一分钱。张晓慧的丈夫原本是个乐天派，即使陷入经济危机，也没有太影响他的情绪，“天是塌不下来的”，他依然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妻子长时间的冷待，却让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了，他无法再自如地处理生活困境和负面情绪，开始因为一点小事而愤怒和狂躁，仿佛身体里困着一头野兽，他牵不住缰绳，任由其横冲直撞。张晓慧记得，有一次仅仅是扯了两次抽纸没扯出来，丈夫就开始发脾气。相互的不理解，使得这段关系变得岌岌可危。“贫贱夫妻百事哀。”张晓慧说。后来，张晓慧的丈夫放弃餐饮行业，开始向外谋求发展。2021年冬天，他成为了一名房产销售，第一个月就拿了一万多的工资。丈夫兴致勃勃地回家报喜，想带着张晓慧和女儿出去吃大餐，但张晓慧却泼了一盆冷水，她提起小家庭的负债，冷静地盘算这工资更应该的去处，“哪些要还给谁，之后要用在哪里，做销售谁知道下个月又是什么情况呢？”令张晓慧没有想到的是，她刚盘算完，丈夫就开始了怒吼，她已经记不清丈夫大声吼向她的话语，只对他当时的表情记忆犹新。“他像一个恶魔一样，好像马上要来把我撕碎”，张晓慧说，她被吓得不敢作声，孩子在一旁哇哇大哭。结婚这几年，丈夫对妻子如此激烈地宣泄情绪是头一次。听着丈夫的控诉，张晓慧也感到难过。她没有预料到的是，结婚几年来，她在丈夫心里有那么多缺点，在婚姻这堂课上，她仿佛得到了一份不及格的成绩单。不过，张晓慧没有停滞在这场风暴里太久，她当时将这场冲突归因为丈夫的情绪不稳定，但后来再提起，她承认了丈夫的情绪问题与她的拒绝有关。2022年7月，张晓慧开始进行心理治疗。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两年对丈夫的冷暴力，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带来的不安全感。她想给自己溺水的情绪和婚姻扔去一个“救生圈”。同为女性，许南珂认为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自始至终都处在“失重”的状态，直到现在，她仍旧认为自己从未得到过丈夫和婆家的体谅与理解。许南珂1994年生，2016年，年仅22岁的她早早地结婚了，23岁就有了小孩。“太天真了。”她认为，与前夫结婚生子太早，实际上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家庭的重任。生下儿子的头两年，这对小夫妻自己带孩子。他们住在男方父母的房子里，没有房租压力，南方五线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高。但光是养育一个孩子的琐碎日常，就足以让这对年轻且脆弱的夫妇开始怀疑人生。妻子许南珂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育儿责任，“百度百科”是比丈夫更靠谱的帮手。不懂孩子哭闹的原因，她就上网去查，当孩子哭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崩溃，和孩子一起哭。结婚前的服装店事业因为怀孕生子中止，但直到孩子一岁半，许南柯都没能恢复工作。最令她崩溃的是，丈夫和婆家一边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一边又挑剔她没有正经工作，不能赚钱。她婆婆是做会计的，不由分说地给她报了一个会计班，让她白天带孩子，晚上去上课。许南珂翘掉了这些课，她觉得很荒唐，“她也不是没有带过孩子，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我整天带孩子，晚上哪还有精力上课？”起初，实在束手无策时，许南柯会给丈夫打电话，让他回来帮忙，但每次，丈夫回来后都满肚子牢骚，认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许南珂至今记得丈夫那句戳伤她的话，“有本事你出去赚钱啊。”于是，等到儿子一岁半时，许南珂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电商工作。她请保姆帮她带娃，尽管保姆费要四千块，比她自己的工资还高，但她觉得这个钱花的心甘情愿，她无法再忍受丈夫和婆婆的打压了。这段关系最终走向崩溃是在疫情期间。当时，许南珂的丈夫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舞蹈培训机构，丈夫负责教中国舞。这家机构按年收费，但为了配合防疫要求，机构时不时需要停课，年卡的时效性只能跟着一直延长。拉长的疫情战线，不断消耗这家机构的生命力。许南柯的丈夫创业陷入困顿，却好似找到了“躺平”的理由，在开课受限的时间里，他就和一帮酒肉朋友吃喝玩乐，尚有积蓄时买的一辆宝马车，成为他在朋友面前支撑面子的资本。丈夫创业亏损有父母帮助承担，而许南珂却只能靠自己。她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电商事业，最忙的月份有20多天都在外地出差。她放在丈夫身上的注意力越来越少。生完孩子四个月时，许南珂曾和丈夫尝试着恢复性生活，但进展并不顺利，是丈夫临阵退缩了。那个男人给的托辞是，“陪产之后有了心理阴影”。许南珂上网查询，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她就信了。她曾经劝说丈夫去看心理医生，丈夫则立刻回复他已经去过医院了，“医生说我没问题”，她便没再追问。后来，许南柯怕晚上带孩子打扰丈夫休息，她开始与丈夫分房睡，这成了他们俩感情的分水岭。此后两人交流越来越少，待许南珂工作步入正轨时，相互间的“冷漠”已经成为常态。缓冲过后赖德伦已经在书房住了三年，但与许南柯夫妇不同，他的书房从争端的起点变成了夫妻关系的缓冲带。赖德伦坦然承认，当时搬到书房时，“确实抱着一点想要从鸡飞狗跳的日常中逃离的念头”。那是在2020年初，赖德伦与妻子刚结婚一年多，大儿子才七个月，他的妻子毕业于学前教育专业，和婆婆在育儿上观念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一场大战过后，他的妻子决定自己带孩子。因疫情防控而不得不居家办公时，赖德伦参与带娃还比较方便。等到疫情好转，办公室恢复开放，他下班就要和人拼车，跨越大半个城市，耗时数个小时，直到夜幕四合，才能从北京回到燕郊，解放白日被牢牢与孩子“捆绑”的妻子，安抚她波动的情绪。当时赖德伦正在与合伙人一起创业，到了收割期却不见回报，越滚越多的负债压得他喘不过气，令他郁闷又焦躁。即使妻子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他也再不能忍受将事业之外的所有时间投入到家庭琐事上了。他承认自己当时的急于求成，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他压力实在太大了，这令他不自觉地开始对妻子有怨言，忍不住抱怨妻子的固执，令他母亲不能来帮忙缓解两人的重负。因为从事咨询行业，赖德伦需要在晚上接待许多咨询订单。当晚上轮到他哄孩子睡觉，他时常一手抱娃，一手抓着手机回学员的消息，这令他的妻子很生气，指责他带孩子不专心。有一次两人争执了起来，赖德伦说了气话：“我就要看手机，孩子就让他自己睡，他也要学会自己睡觉。”再回想起这一幕，赖德伦才醒悟过来自己当时的幼稚。他自我剖析后认为，积压的情绪、不顺畅的沟通，如同一块块砖石垒成厚厚的墙，令他和妻子之间有了心理上的隔阂，身体上也本能地想要远离。赖德伦主动搬到书房睡这件事，令他的妻子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她开始怀疑赖德伦对她的爱，也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而到了2021年初，赖德伦和妻子开始共同创业，合伙人的身份混淆着夫妻的身份认同，夫妻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共同创业的这家公司里，妻子负责短视频的运营、推广和前期的咨询准备工作。赖德伦反思，他当时过于渴望做出成就，心急地用业内人的标准来要求刚刚重回职场，并且正尝试新行业的妻子。而他时而粗放的工作风格也不能被完美主义、习惯于抠细节的妻子认同。于是，在文本策划和视频剪辑方面，两人常常吵架。妻子曾向赖德伦抱怨：“我有时都分不清你到底是我老公，还是我老板。”“你不是婚姻修复师吗，怎么不修复修复我们俩呢？”一次争吵正酣时，妻子挑出赖德伦的职业讽刺他。床头打架床尾和。在过去性生活频率正常时，性行为也是夫妻二人情感流动和沟通交流的渠道，它帮助他们迸发压抑的情绪，也助推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不少的矛盾和误解都在一次次性行为之后化解。但失去了性这个出口之后，脱口而出的话语再成为利箭刺向对方时，书房就为情绪的冷却留出了空间。随着这对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在磨合中消弭，夫妻间的沟通方式也在调整。赖德伦夫妻开始养成吵架后复盘的习惯，一次又一次平和交流后，他们又开始贴近对方。随着创业项目逐渐进入正轨，赖德伦与妻子的经济收入也增加了，2021年底他们偿还完了所有的债务。债务还清之后，赖德伦的压力少了一部分，尽管当时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退，他和妻子已然开始展望一份更有希望的生活。2022年6月，赖德伦的妻子怀上了二胎。在房地产行业游荡了半年后，因为收入不稳定，张晓慧的丈夫在2022年又回去干厨师了，月入7000块。但饭馆总是容易倒闭，这位丈夫也总间隔着失去收入。家里的开支需要靠张晓慧做婚姻咨询来支撑，经过心理治疗之后，张晓慧不再苛责丈夫偶尔待业的状态，但仍希望他再找机会出去工作。直到上个月，春暖花开之时，经历了几个月等待的这位大厨，又找到了地方上班，不过这次不是脆弱的饭馆，而是一家保险公司。张晓慧的丈夫在售后服务岗位，虽然工资不高，但收入稳定，也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下班还能分担育儿的压力。债务还没还完，但自从丈夫入职保险公司后，张晓慧觉得家里的气氛焕然一新，好像未来也跟着明朗起来了。马由仍然从事着稳定却一眼望不到头的媒体工作，但近半年来，他女友一直都在为工作苦恼。疫情前，女友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赶上风口项目，一年的收入抵得上马由几年的收入。但在疫情之后，她就在不断地被降薪。她从最初的民企跳槽到国企之后，收入降了一波，从国企再跳槽到事业单位，工资又降了一波。几年时间里，马由女友的履历不断地在丰富，收入却一降再降。马由对比过，疫情前后，女友的收入可能相当于直接抹掉了一个0——降了十倍。目前，这个颇有能力的女孩在一所高校任职，名头不错，但收入不比过去高，工作压力却比过去更大。马由和女友租住在郊区，他平时无需坐班，但女友每天准时八点出门，晚上回来的时间却说不准，遇上不顺心的事，到家还要继续工作到十一点左右。每个工作日，马由和女友最多的运动，就是听女友宣泄情绪，马由提供心理按摩。到了该睡觉的时间，马由一沾枕头就着，但女友仍然需要通过“网上冲浪”来排解不断积压的个人情绪。周而复始，马由的女友陷入了对现状的不满。尽管不断地增加工作技能，且不断地丰富履历，但她工作的性价比却连刚毕业时的的第一份工作都比不上。她想过换个行业，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坑位。马由也在帮忙关注合适的机会，但太多的岗位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马由和女友来说，感情的稳定和相互的陪伴最重要，领不领证只是一张纸的区别，有没有性生活也并不影响两人依恋关系的缔结。＊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

"2023年3月31日，豫章书院一案开庭重审，公诉机关指控，吴军豹等人以关“小黑屋”的形式紧闭学生240余人次，涉嫌非法拘禁。而在2020年的一审中，吴军豹判处两年十个月刑期。吴军豹是豫章书院的创始人、校长，他被一些家长称为“救星”，却是遭拘禁孩子们眼里“魔鬼”。如今豫章书院案发已经5年5个月，携手揭发的少年们已经长大成人，而始作俑者吴军豹仍然面目模糊。豹2023年3月31日，上午9点30分，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准时开庭。豫章书院的董事长、最高管理者吴军豹出现了。被害人初悟的代理律师尚满庆这样评价吴军豹在庭审中的表现：“底气十足，毫无悔意。”另一被害人贝贝的律师彭夫回忆，吴军豹手上拿了很多材料，认真记着笔记，有时能感到他的嘴角在微微上扬。吴军豹身穿黑色夹克，白衬衫，戴一副银色全框眼镜，由两名法警从右侧入口带到被告席落座。他并没有像其他四名被告那样耷拉着脑袋，而是笃定的平视前方。犹如参加一场准备充足的博弈。相比之下，时隔七、八年再次见到吴军豹等人，初悟和贝贝依然紧张得发抖。初悟出生于2000年，是清秀安静的南方女孩。庭审刚开始，她因为害怕而腹泻，趁中间休庭，直接躲到了旁听席最后一排，直到庭审又进行到一半，才鼓足勇气，重回原告席。同样在2000年，贝贝出生在北方，他已经长成了大男孩，身材微胖。但因为缺乏安全感，开庭前，贝贝问彭夫，能不能戴墨镜出庭？最后，出于对法庭的尊重，他只选择了戴口罩。庭审期间，彭夫反复按压贝贝的手臂和大腿，舒缓他的情绪。“晚上吃饭时贝贝的手还在抖。”这是巨大创伤被激发后产生的躯体反应。目前初悟和贝贝皆在接受精神治疗，但无奈的是，他们无法证实自己的精神创伤来自豫章书院。而这个“看起来有点斯文”的教育工作者吴军豹，成了他们心中无法散去的梦魇。法庭质证环节，初悟小声念着刚在纸上整理好的措辞。就在这时，尚满庆发觉，吴军豹正用眼睛盯着自己的当事人。他想起初悟之前和自己说过，庭审前一天的庭前会议上，她时常能感到吴军豹在瞪着自己，这使她很紧张。几乎是下意识的，尚满庆用手指着吴军豹大声呵斥道：“你再瞪我的当事人试试！”被告席的台阶比原告席低一些，吴军豹的眼神是从下往上挑着看的，有点偷偷摸摸的窥视，仍残留着上位者的气场。“起码装也得耷拉着脑袋吧。”尚满庆忿忿地说。图

"2019年6月9日泰国乌汶府帕登国家公园，怀孕3个半月的王暖暖被丈夫推下悬崖，而后奇迹生还，成为近年来一众杀妻案中唯一的幸存者。生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而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坠崖获救并摆脱丈夫控制后，王暖暖试图从重新站稳。一度，她对媒体说，想要摘下“泰国坠崖孕妇”的受害者标签，然而在复健躯体和重建生活过程中，她不得不承认一切状况都太过虚弱，她必须接纳现状——需要依赖这层身份带来的帮扶，暂时维系生活。劫后余生3年多来，百余根钢钉支撑起王暖暖重创的躯体，她也在给自己的精神锤上钢钉，重新站稳的过程有着难以细说清楚的艰难。站稳镜头之下，王暖暖试图如常人般稳当。4月初的南京城，树木接受春天的感召，释放着生命活力。王暖暖在长江江畔的鱼嘴湿地公园准备拍摄一段视频，作为日常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她常到这里散心。今天由朋友掌镜，为她拍摄。穿越连廊的镜头不足5秒，五六米远，王暖暖反复走上七八遍，才勉强走出自己满意的姿态——如常人的步姿。距离那场悬崖上的行凶已经过去3年多。经过手术治疗和复健，王暖暖走路时还是一脚深一脚浅，左腿的恢复略差于右腿。可她偏想在视频中呈现好的状态，就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调动全身能控制的肌肉，才能协调失衡的身体平稳前行。画面里，王暖暖留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瓜子脸，体态瘦削精神。她身后一排翠绿柳树。春风阵阵，纤细柳枝都被吹得摇晃，王暖暖的身影与这些柔软的生命相反，她脊背和双腿站得笔直，在春风中，重复着略显僵硬的步伐。拍完连廊处的镜头，他们准备转场到江边栈桥。王暖暖和摄影师朋友开玩笑说，这次视频的背景音乐要配《回家的诱惑》主题曲。那首歌传唱度最高的一段，歌词为：

"通过一纸诉状，武福枝夫妻决定断绝与儿子武俊伟的关系。在法庭见面时，武福枝夫妻已经和武俊伟断联一年多，夫妻寒心于孩子的不闻不问。作为养子，武俊伟也疑心养父母的抱养意图。武俊伟身上的27万债务，成了压垮亲情契约的大石。武福枝夫妇与养子武俊伟之间的亲情拉扯，让人得以窥见亲情的内在，仍旧充满了利益与情感的考量。离家武俊伟是方脸，宽下巴浓眉，武福枝是圆脸盘，眉毛很淡。2019年11月初，安阳街市旁的一台取款机前，穿着旧夹克的武俊伟把27张红色钞票摔在大理石地砖上，转身就走了。武福枝跟着撵出去十几步，放弃追赶，转头回来把钱一张张收好，又存进了银行。这2700元是武福枝卡里的。这天，武俊伟帮一家人办完农村合作医保，去给武福枝交还医疗本和发票。武福枝说，她想着养子会来，带上了银行卡，准备取钱给养子交暖气费。她在旁边的中原银行自动取款机取了2500元，递给武俊伟时，养子突然提起：“你就不能多给我点水电费吗？”她又给取了200元出来。把2700元递出去的时候，武福枝开口问：“儿子，水电费还得妈拿？”武俊伟的脸冷了下来：“啥意思？你拿还是不拿？”她回答：“这次取了（钱）就拿，下次没取就不拿了。”武俊伟把钱摔在了地上。晚上回家，武福枝给丈夫打电话说了这件事，她有些心慌，却又认为“没啥事”。她盘算着，养子手里又没钱，也不会挣钱，“没人给他钱还是得咱给他”，“今天不要这钱，明天还得来要”。武俊伟却再也没声响了。几天后的2019年11月10日，次日就是农历十月十五，是武福枝51岁生日。二姐打电话给武俊伟，通知他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为母亲庆祝生日。武俊伟拒绝了，理由是第二天要陪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产检。电话里的争吵，挑起了两家人的怒火。武俊伟的妻子段雪慧回忆，二姐语气变得“特别厉害”，说起养母在结婚典礼上的资金投入，以及婚房不用他们还房贷，说武俊伟不孝顺，“现在咱妈过生日你们都不去”，二姐还向段雪慧的娘家宣泄了不满，这令段雪慧和她一旁的母亲感到愤怒。武俊伟和段雪慧并没有住在婚房里，当时正在怀孕的段雪慧搬到娘家，与母亲同住。婚房的房产证写的是武福枝夫妇的名字，武福枝平时住在员工宿舍，有时会去婚房看望小两口。这位养母说，当晚她接到了武俊伟的电话，电话那头没有生日祝福，也没有退让和道歉，而是直接询问身世。在电话里，武福枝向武俊伟首次讲明他是抱养的，但武俊伟却质问：“你这是买卖儿童，判刑要坐5-6年牢。”但如今，武俊伟拒绝承认有过这么一通电话，他坚称，自己是在收到传票时才知道身世的。武福枝生日的隔天，武俊伟和妻子来到武福枝上班的小店，向她索要户口本，理由是为孩子办理准生证。双方又提起抱养的事情，有了口角，不知是谁先提起“要回老家当着大家伙的面理论理论”。又过了一天，双方回到了村里老家，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武福枝拒绝找亲戚评理，理由是她自己并无过错，找人来只会让武俊伟“脸上无光”。说服不了母亲，武俊伟带着妻子回了安阳，武福枝则留在老家的平房里住了一天。再回到养子的婚房的时候，武福枝发现房子已经被搬空了，“抄了我的家”。她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沙发、茶几和床，甚至连卫生间墙上的纸盒都被抠走了。武福枝对房子里被拿走的东西记得清楚，她一一细数，表达自己的寒心。“也就是我那个楼没有轱辘，要是有轱辘，我估计他都要把那楼给我推走。”账本在河南省安阳市三仓村，武俊伟的身世是个“公开的秘密”。武福枝说，年纪稍大一些、和他们家关系近一些的村民都知道，武俊伟是抱养的。“缺男孩的抱养男孩，缺女孩的抱养女孩。”武福枝毫不掩饰地说，三仓村抱养孩子的现象很常见，她朴实地承认自己“重男轻女”，并坦言：“在农村没有男孩的，都是绝户头”。1996年6月底，有人告诉武福枝，山西太原小店镇有人在工地上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紧，准备将新生儿送人抚养。武福枝约上两个同村人一起坐火车到太原，在一家小诊所见到了孩子，诊所的医生当着她的面，检查确认孩子没有先天疾病，她就把孩子接回了河南，并支付了4000元“坐月子补养费”。武福枝还记得，抱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孩子的亲生父亲站在诊所门口一直看着，没有离开。家里已有两个女儿，抱回孩子后，武福枝又缴纳了6000元罚款，才得以给孩子上户口。她强调“是以亲生儿子的身份上了户口”，只是因为流程出了差错，武俊伟的生日才从农历五月初六变成了3月5日。武俊伟九岁上一年级，十七岁时，他初二，辍学跟着父亲离开村庄，去城市打工。武俊伟每次发工资，他父亲都会记录，父子俩的工资都上交给武福枝，日常开销则再找武福枝要钱。武福枝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当时父子俩的每一笔开销都要提前向她说明再支取。武俊伟曾经不管是买烟还是买零食，都得提前申明或是事后解释。武福枝坚持说，为了让养子成家立业，她花钱不含糊，对女儿不舍得的，对“儿子”毫不吝啬。“我不想让村里的人戳脊梁骨，说我抱了人家的儿子却不好好养，所以我把儿子当作亲生的。”2010年，武俊伟14岁，武福枝在安阳市内购置了一套期房，房本写的是武福枝和丈夫的名字，但她称那是养子将来的婚房。这套房是期房，总价35万，她支付了第一期的25万，第二期的10万走的贷款。2017年，21岁的武俊伟回乡考驾照，在家闲了一年多。驾照通过后，武福枝带着他去开封全款买了一辆车，花了10.68万元。2018年底，22岁的武俊伟与大他三岁的段雪慧结婚，那套房子派上了用场。养子的婚礼对武福枝意义重大，她为了上庭清算账目时，一项一项细数：彩礼100000、定亲礼11000、补的彩礼回扣12000、三金30000，给婚房添置的家具电器：冰箱5699、电视3000、全自动洗衣机4299、沙发茶几3800、床4800……再把之前买车的钱加上，她总共花了三十多万。可武俊伟认为，结婚成家是母亲的期望，外出打工也是母亲的要求，哪怕是有不乐意，他也顺着母亲的要求在做。他没有琢磨过母亲是否需要特别的回馈。结婚前，他要把所有收入上交给养母武福枝，日常花销被严格限制，这些都令他心里不舒服。他的妻子段雪慧坦言，两人谈对象时，武俊伟想换个新手机，但因为母亲不允许，所以2000元的手机都是分期贷款买的。小夫妻都没想到的是，只是从家中搬出来，过去就会一笔一笔被清算。实际上，武俊伟在结婚后，虽然可以支配自己的工资，但月收入一直维持在两千元左右，并不能覆盖小家庭的支出，所以仍然需要找武福枝支援。武福枝在胡辣汤店干活，儿媳妇怀孕后，她会去送点水果和点心，每年2500元的暖气费也是由她支付。偿还武俊伟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要还的，他潜意识想要逃避。他为自己辩解，养母的付出并不是他要求的，他不需要还。比如车、婚房和结婚的巨额花费，都是养父母情愿的，他接受了赠予，但不承认亏欠。他不理解，就算父母买了婚房，那也没写他的名字。他把自己的主动搬离表述成“撵出去了”——一种对他更有利的说辞。在还没想要一笔笔算清楚的时候，武福枝就对养子婚后的状态耿耿于怀，她感觉养子有了妻子后，好像就和自己不再是一条心了。她反复提起，小两口并不总是住在她准备的婚房里，而是常住在儿媳的娘家。而当时的彩礼钱，养子说没有花，而是存到儿媳娘家亲戚的饭馆里，“巧合”的是，养子搬出去后也到了那家饭馆工作。更让她想不通的是，仅在结婚二十多天后，武俊伟就找她要房产证，想把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理由是以后有了孩子方便办理上学。武福枝向养子解释“房子现在还没办房产证”，之后又给丈夫打电话。她强调，虽然当时没过户，但丈夫向养子承诺了以后要是有了孙子，将会由他们承担所有孩子的学费。武福枝疑心，养子的身世是儿媳娘家告知的，要房子也是儿媳娘家挑起的。她觉得养子当时的说辞并不合理，“怎么我们有房子，我们孙子就读不了书了。”如今，被问起和养母的关系时，武俊伟沉默了许久，说：“没有什么矛盾。”但问起为什么要搬出去时，他却说：“想不开了。”妻子段雪慧说不清丈夫为什么以如此决绝的方式搬出去，她推测是因为婆婆当时说了一句“我没错，都是武俊伟的错。”在她眼里，当时的搬家并不是离家出走，只是想双方冷静一下，再慢慢缓和，那之后武俊伟又回去过一次，却发现武福枝将婚房的门锁换了。这件事令武俊伟不再主动尝试和好。还不起钱是肯定的，但他也不愿再向养母付出感情，甚至开始用带着敌意的视角去解释与养母的过往。2021年5月，武俊伟收到了法院传票，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妻子吐槽养母。在他的讲述中，去外面干活是养母逼的，不去干活就不给他做饭吃，他从小爱吃大米，但养母不给他做，说大米要掏钱买但家里没钱，他只能在邻居家做米饭的时候去讨饭吃。辍学后有一年，养母让他去北京找养父，但却连路费都不出，让他自己去找亲戚借。虽然狠下心起诉，但武福枝仍在不断表达对养子残留的感情。丈夫长年不在家，听说了养子搬走的事后，难以接受养了个儿子“说没就没了”，就一直试图联系。武福枝也在等儿子回来，“他要是回来了，我肯定就心软了，但他爸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一直没回应。”武福枝总是回想起与养子过去的和谐时光，“我对他很好，他也对我很好”。她还逢人便说，从前她干完农活躺在床上休息，养子可能是看她面色不好，还会上前来问询她的身体，担心她生病。她一直觉得和养子没什么矛盾，也算不上吵架，“儿子嫌我烦我是不计较的”，直到看到被搬空的婚房，她才隐隐猜测到“他是不要我这个老人了”。不过武福枝也承认，决裂后她从未主动给养子打过电话，她想保持母亲的姿态，她认为，养子是自己走的，就得自己回来，“要是我对你不好，那我去儿媳娘家下跪也给你请回来。”就像武俊伟发现换锁令自己心寒一样，武福枝也一直重复养子不孝令自己心寒的时刻。那是在养子搬走不久，她摔折了右手手腕，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她强调当时是女儿在家里照顾她，将饭给她端到床边，她用左手别着勺吃。那时，武福枝的丈夫联系上了和养子一起做工的亲戚，请亲戚转达消息，想让他回来看看。这被她看作一次与养子和好如初的机会，她说，“要是儿子回来了，事情也就解决了”。但事与愿违，传出去的消息没有得到回音。如今想起来，武福枝仍旧气愤，“这也就是我把胳膊摔折了，要是我在地里没气儿了，我也不给武俊伟打电话了，他就绝情到这个程度。”

"用玄学的方式事无巨细地测算命运，是很多年轻人沉迷算命和占卜的理由。他们在算命上投入巨量钱财，其中不乏正在考学读博的高学历学生。在痴迷算命的路上越走越深，他们中有些人开始反思，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接纳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不要惧怕生活失控。反复测算命运的年轻人早上10点，胡雪早早等在一家塔罗牌算命店门口，神情有些焦急。占卜师来了，从壁柜上拿下塔罗牌，把她请进欧式装修的问答室，“大师，我男朋友路过我办公室时看了我一眼，他是什么意思？”她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问题。胡雪31岁，身材微胖，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不久前她跟公司另一个部门的男同事开始交往。这天，男同事从她的部门路过，远远地看了她一眼，“他是刻意制造的偶遇来偷看我吗？”胡雪是一个在感情中敏感又缺乏自信的女孩。她担心自己向男友问出如此细微的问题，会遭到讨厌，于是选择用塔罗牌算出男友的想法。大师根据胡雪的提问，算出了答案：她过于缺乏安全感，其实跟男友的感情只要顺其自然相处就不会有问题。听到答案胡雪松了一口气，这天她还问了17个题，均是指向她跟男友相处的细节，每个问题108元，一共花费1836元。胡雪去的这家塔罗牌店，每天都在迎接着像她一样的顾客。一位顾客每次出门逛街，都会给店里的占卜师发来微信。有一次，她挑选了三件衣服，不知道买哪件，便把三件衣服的照片发给占卜师，询问哪件更能带去运气。顾客在占卜师的指引下抽了一组牌，牌里显示一套蓝色的连衣裙更能带去好运。信息发过去，顾客没有立即回话，不一会她给占卜师发来信息，“可是另一位大师说粉色的更好。”占卜师只能告诉顾客，牌上是这么显示的，可以选择听取不同意见。2021年3月，网易数读发布的一项“互联网算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0岁以下人士中，62.05%有星座罗盘和塔罗牌占卜经历。在其中，男性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位算命师曾总结前来算命的男性：他们比女性更加狂热，一旦某件事应验，就会变得非常虔诚。2022年，一则新闻引发热议。24岁云南男子段某科因感情不顺，准备前往黑龙江算命求解。他于2021年11月20日从四川石棉出发，先后乘火车、动车、汽车和骑自行车到西安停留后，再沿108国道徒步到韩城。为情愁求解的算命之旅终结于2022年1月3日，当时他行至陕西韩城段某科被集中隔离。陈晓月也热衷于通过算命测算姻缘。她相信能通过算命遇见真命天子。在2015年年初的一次年运测算中，大师告诉陈晓月，她将在那年6月，遇见一位皮肤黝黑，长相端正的男孩，此后，陈晓月开始在生活中密切关注这一类型的男孩。6月，一位符合“指引”的男士出现。他如算命先生所说，皮肤黝黑，长相端正，引起了陈晓月的注意，她频繁地望向对方，暧昧的眼神被男方捕捉，对方心领神会地举着酒杯过来示好，陈晓月和对方走到了一起。不过，不到半年时间陈晓月就跟男友分手了。男方认为陈晓月总是给他提出要求，这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陈晓月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想不通为什么出身并不好的男友主动离开了她。同时，她也想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对方心里是否还有她。每当脑海里闪过此类的疑问，陈晓月就会继续求助于算命。每次算命师解答完困惑，都能给陈晓月带来片刻的安心，她感激算命师能在困惑时给她答案，因此除了支付算命费用，陈晓月还会给大师转去200元“感谢费”。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陈晓月的钱如流水般花在算命上。陈晓月迷醉于大师给出的未来。算命给出的确定性答案，就像是在风浪中遇见了一块礁石，海浪聚散，她有了参照物，再也不会迷失。当下的一切焦虑、紧张、烦恼似乎只是通往未来路上的尘埃，不足挂齿。不过，这种安慰的时效性很短。通常在短暂的愉悦后，她总会想：大师说的是真的吗？焦虑卷土重来，她会再找六七个大师，验证第一个大师算出来的信息。周扬崇供职的占卜店不到20平米，过去几年，他感到这家小店里焦虑的情绪正在不断积攒。他感受到的总体趋势是，工作繁重且不稳定，引发了年轻人种种生活上的疑难。常客们通常因工作作息紊乱，有时蓬头垢面就来到店里，因为没有精力捯饬自己。来店的顾客往往自身评价低，引发了情感上的敏感和焦虑。“他今天没回我信息是因为什么？”“他跟我吵架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已经成了常见问题。有一个顾客每隔几天就会来店里，抱怨自己不顺的生活，一坐三个小时。占卜师们也没辙，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安慰她。长期接收人们的负面信息，占卜师们也颇感压力，有的靠大量健身减压，有的靠听音乐喝酒浇愁，周扬崇排解压力的办法则是养猫。他在家养了三只猫，下班回家后，猫咪们围拢到脚边，是他一天中最为轻松的时刻。沉迷算命的年轻人，时常会把算命用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被最亲密的朋友形容为“几乎没有办法独立作出选择”的年轻人，从生活、婚恋到工作，她都要算命确认过后才行动。不久前，她所在的公司忽然流传她的坏话，她想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便从同事中挑选出了3名嫌疑人，请占卜师用塔罗牌算出造谣者。大师从3名“嫌疑人”中算出了一位，女孩本想当面找其对质，最后还是作罢。因为她突然意识到，除了算命师傅给的结果，她没有其他证据指认对方就是那个说坏话的人。安抚、倾诉在某些时刻，痴迷算命的年轻人将算命的结果视为情绪安抚剂。郑雯本科就读于广东一所重点大学。大一下学期，一位同学说起自己找实习碰壁的经历，郑雯吓了一跳，反观终日耽于玩乐的自己，她顿时有了紧迫感。为了让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郑雯加入了考研大军。郑雯没有考虑研究方向，也没有考虑导师是否跟自己的学术偏好契合，她只是想要获得一个研究生的文凭，这为她带来的某种程度的选择空间——有三所学校的排名不错。她拿着三所学校，去淘宝上随机找到一位大师，准备用塔罗牌计算出哪所学校更加适合她。最终，大师为郑雯选出了一所她需要申请的学校。那是2019年的事，也就是从那年复习考研过程中，郑雯迷上算命，渴望从占卜结果中得到安慰。备考过程中，每次做题，对完答案如果成绩不如意，她都会焦虑得去算一卦。师傅告诉她，“没关系，能考上”，她的焦虑瞬间就缓解不少。她喜欢听大师说“能考上”，这个词语从大师嘴里说出来，立马就有了某种宿命感，郑雯心情都会跟着飘起来，好像成功已经板上钉钉。如果大师给出了她不满意的结果，她会告诉自己“这位大师功力不行”，以此为借口，另找其他大师再算一次，直到有“大师”说出她想要的答案。这让她一算再算，沉迷算命之中。郑雯形容，自己占卜上瘾主要是为了那种“预支快乐”的感觉。她认为当算命师告诉她结果时，她就在那一刻拥有了这个结果，即便最后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研究生考试前，郑雯跟着班里另外12名同学，包车去了广州郊县找一栋二层平房。平房大门的上方挂着牌匾，用书法字体提着“易学堂”几个字。带郑雯去的同学说，这里住着一位算命奇准的大师，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年末的考研是否顺利。在算命室门口，13个人一字排开，等待大师叫号，依次进去算命。声音很快叫到了郑雯，她走进房间，看见一位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坐在椅子上。想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大师，郑雯问他，自己是否能考上研，大师回答她：“能考上。”回家路上，车晃晃悠悠，同学们互相交流这次测算的结果。才发现，大家都询问了相似的问题，大师给每个人的回答都是“能考上”。郑雯想：“大师真是个热心肠。”后来，一行人中只有郑雯和另外两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学位。如今，郑雯25岁，正在复习考博。她依旧迷恋“玄学”带来的确定感。随着申请时间的逼近，她的房间也变得日渐“玄妙”。她的书桌前贴着几个大师写的“考运符”，枕头底下、床头柜抽屉里还塞着七八张不同作用的符咒，这些符咒大都有保质期，通常是半年，到期后需要去找大师重新写一份。符咒都是花钱“请”的，每张价格200元到300元不等。不过，算命无法解决更深层次的无力感。复习约半年之后，郑雯一个朋友从国外留学回来找工作，四处碰壁。那位朋友硕士就读于一所QS世界大学排名前50的院校，一度是旁人羡慕的对象。回国求职不断落败的她，只能去应聘政府单位的文员，合同工，月薪4千元。郑雯陪着朋友去参加了那场面试，面试大厅里乌泱泱挤满了来自各地的研究生。求职者大都表情严肃，对面试官毕恭毕敬。郑雯的朋友也不例外，原本心气高傲的朋友，这次也耐下性子，忍受着面试官的种种刁难。最终她通过多场考核，得到了这份月薪4千元的工作。这一切让郑雯感到没有意义：难道我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拿到一份4千元，跟专业全然无关的工作吗？这一次郑雯没有算命，她放下了手中的笔，干脆去外地散心旅游了。一个月后，郑雯又回到了书桌前，就业形势容不得她耍性子。出去旅游的这些天，郑雯不时会拿出手机刷新闻，屏幕上充斥着高学历学生最终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的故事，郑雯担心这些“悲剧”，会变成自己的未来。在郑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拽着她——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是真正的稳定。不久前郑雯看到了四川大学毕业的研究生陈涛，38岁后，从一个媒体人变为外卖员的新闻。这则新闻“吓”到了她，之后她脑中常会浮现这样的画面：38岁的她，站在寒风中摆摊卖烧烤。坠落的风险潜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小心翼翼地生活。想要避免坠落，郑雯首先想到的是，剔除掉可能会让自己失败的选项。于是，算命成了她作出选择的筛选机制。申请博士时她跟意向导师聊天，没聊几句，导师的语气显得游移，她进而找大师算了一卦，大师判断考上这位导师博士的可能性低于50%，郑雯听了，果断放弃了这位导师。郑雯生活中方方面面渴求知晓成功率。她想要掌控生活，但生活总有更多办法失控。不久前她得知了一位同学申请博士学位的经历：同学从美国读完研究生回国，他已经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但申请过程依旧艰难，最终他只申请上一个非985、211学校的博士。郑雯看了看自己的条件，不及同学。她更焦虑了，立即找到大师算了一卦。当然业余其它解决焦虑的方法，比如跟朋友聊天，在交谈中卸掉情绪。但同学们都在忙于考试、找工作，大家也都处于被焦虑压垮的边缘。更多时候，郑雯会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占卜师们。生活中遇见倒霉的事，想找人倾吐，这时占卜师们派上了用场。郑雯总能找到一位愿意听她诉苦的大师。算命师们也有不顺的时候，有时大家互吐苦水，对方只收取“友情价”，10元钱。这些年来，郑雯跟不少占卜师、算命师成为了朋友。有时候，负面情绪上来，郑雯只需随机打开一个对话框，就能跟占卜师们聊上几句日常。陈晓月过去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在工作上，她十分努力，也因此在工作调动、跳槽等问题上，几乎没有受到过太大的阻力。唯独在感情问题上，她处处碰壁，事业上那套“努力就会有回报”的经验无法复制到感情上。几段感情中，她的努力反而让另一半感到窒息，最终对方提出了分手。在感情失意之时，算命成了某种“自救”的手段。陈晓月2015年失恋之后，算命扮演了她生活中救命稻草的角色。有一段时间，陈晓月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跟朋友们聊天没聊几句也都是以“我不想活了，我不开心“收场。唯独在算命过后，她还能对生活燃起希望。上着班，陈晓月想着跟男友的过往，心情瞬间低落下去，她立马点开微信，随机在微信群中找到一位算命师，转200元过去，跟对方聊上两句。算命师跟她说，“不要急，你很快就会遇见真正的‘正缘’”。这句话，让陈晓月心里踏实了不少。陈晓月算命上瘾，起初朋友们还会阻止，但随着她情绪日渐低落，朋友们的态度也开始动摇。有一天，她的手机坏了，修好再打开，微信里全是朋友们发来的慰问。朋友们以为她自杀了，还联系到了陈晓月的父母。自那之后，朋友们知道每次算命给陈晓月带去的愉悦情绪对她来说如同救命稻草，便不再阻止陈晓月算命。一位朋友对陈晓月说，“比起垂头丧气的你，我更喜欢兴高采烈的你，如果算命能让你高兴几天，你就去吧。”有的朋友还会直接在金钱上支援陈晓月，“算命的钱够吗？不够的话可以借你。”有了朋友们的支持，陈晓月在算命上不再节制，她开始提高预算，瞄准算命圈里的“传奇人物”，找他们算命，一次需要花费3000元。这些年零零总总，陈晓月找了上百位大师，在算命上的花费约10万元。陈晓月今年30岁，事业步入相对稳定的阶段，收入颇丰。只有感情还没有着落，陈晓月渴望婚姻和生育，她认为，既然婚姻和生育是一个女人必须完成的任务，早一点完成，就能早一点获得安稳和自由。但是帮助她完成任务的另一半在哪里？她自己和算命大师，至今也没能找到答案。她想要找到感情归属，过上更加稳定的生活。陈晓月周围的人大都已经结婚生子，剩下的同事朋友也在陆续办理婚礼。前不久，陈晓月表姐结婚，这让她感到焦虑。表姐是一个几乎没有感情经历的人，她一直以为表姐可以在家中为她“垫底”。婚礼上，表姐跟新郎交换戒指的那一刻，一种失败感涌上陈晓月心头。回家后，她又去算了一卦桃花运。戒瘾如果决意把前路交给占卜测算，那就需要做好遇到骗局的准备。陈晓月曾遇见过一位把她的过往经历说得“奇准”的人，带着钦佩的情绪付了账，她才发现那个人不久前访问过她的社交平台。所谓“大师”算出的过往，无非是从陈晓月个人主页上看到的信息。还有一次，陈晓月找到一位算命师问自己工作是否可以如愿调动。对方告知，到了秋天，调动就会发生。可以眼见秋天到来，工作还是没有任何调动的迹象。陈晓月心存疑问，于是用另一个账号问了算命师相同的问题，没想对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你的工作不会发生变动。陈晓月心知上当受骗，便找到算命师对质，对方直接拉黑了陈晓月。日常跟算命师们打交道，陈晓月也觉得心累。她曾找人算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否能顺利完成，很小的事，对方开口要价1000元。陈晓月脱口而出，“好贵”，没想惹怒了对方，算命师当下就说“不看了”。这件事算命师记了两年，直到一次过年，陈晓月发去节日红包，对方才答应给她算命。不少“传奇大师”都有自己的粉丝团，粉丝们日常会讨好大师，逢年过节还会给大师送去礼物，这多少养成了大师们“唯我独尊”的脾气。面对大师，陈晓月不敢说重话，也不敢提出质疑，一旦大师不高兴，就不给看了。时间进入到2023年，陈晓月精神状态好了许多。转眼回望，自己已经在算命这件事里投入了大把钱财。一位朋友帮她统计了开销，总结说“你的日常就是穷、买、算命，越穷越买，越买越穷，穷到头就是算命，当然更穷。“陈晓月深以为然。她决心开始踏实生活，退出了曾经加的六、七个QQ算命群，微信算命群也只保留了三个。她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开导那些初涉算命圈的新人，劝他们及时打住。经常劝说无果，后台还收到数条私信，“请问有好的师傅推荐吗？“陈晓月的经验中，算命这件事上头容易下头难。她自己也没能彻底戒断，只是开始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法，比如自学命理。为此，年初她在微信上报名了“命理”培训班，30节课，花费4280元，她期待借此节省开支。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年轻人们致力于把生活纳入到确定性的解释框架中，算命则成了捷径。随着互联网算命普及，星座、占卜类“玄学”热度高涨，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止2021年，我国目前约有177家企业从事“星座占卜、易经风水、命理分析”等相关业务。其中，有32家曾获得过融资，融资总金额至少超过5亿元人民币。像陈晓月这样算命上瘾的年轻人不占少数，甚至因此出现了一些纠纷案件。近日，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算命诈骗案：00后米某的“男闺蜜”杜某因发现米某痴迷算命，很愿意在算命上花钱，便自己扮演的“大师”骗取了米某130余万元。从事占卜工作三年，周扬祟明显感到社会风气的变化。工作占据着人们的大部分视野，来算命的年轻人表现出了处理情感能力上的不足和社恐的一面。社会浮躁的氛围日渐滋生，几年前，到周扬崇店里算“往什么方向提升自己”的人占多数，而如今年轻人更倾向于琢磨如何“取巧”的法门。“大家都想一夜暴富。”他说。算命久了，郑雯越发感受到自己身上的矛盾性，这让她感到绝望。她把去算命的自己称作“韭菜”，意识到自己作一个正在申请博士学位的高学历者，把命运交给只有初中学历的大师这件事有多么荒诞。但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人控制得了她。郑雯读研期间，生活费主要来自父母支持，每月1万元。父母见她把生活费的三分之一全都投入了算命这项神秘事业，心里感到无奈，曾跟郑雯吵过几次，但都被郑雯以“生活费给我了，就是我的。“怼了回去。郑雯算命的另一部分资金，来自男友的银行卡。有一段时间，郑雯沉迷于买算命大师的“周边”，符咒、手串、玉石，钱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有时是1万元生活费全部拿去算了命。男友意识到不妙，开始阻止郑雯继续消费算命。阻止算命和坚持算命的拉锯战每天都在上演。“我现在很难受，算了就好了。”“你不要管我，我现在就要算命。”焦虑的窒息感，似乎只有算命才能解决。最后男友没有办法，只好任由郑雯去算。郑雯对自己拿着父母和男友的钱去算命这件事感到愧疚，3月，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帖子，称自己算命上瘾，求网友把她骂醒。发出的帖子对郑雯的约束力几乎为零，她每天依旧照算不误。25岁，逐渐活到需要为自己生命负责的年纪，郑雯却越来越看不见生活的出路。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考博——目前她唯一看得见的上升通道。考研、考博、博士后、在学校谋求一个教职，再继续往上攀升。这条路延续着她以往考学的惯性。如果考博失败会怎样？郑雯不敢设想。生活不像考学，有一条清晰的路径。生活是一团迷雾，如果考不上博士，郑雯就会跌入这团迷雾中。这让她感到焦虑。大师算出的那个带有宿命意味的答案，成了她动荡生活的锚，能让郑雯不安的内心，又稍微升起一点点安全感。回想起这几年算命的经历，郑雯意识到，自己应该戒除的不只是算命，更准确的说，是一种非要在风浪中过安稳生活的美好想象。＊文中受访者信息有模糊处理-